湖北省浠水實驗高中 陳摯
考稽歷史文籍不難發現，人們追求幸福健康的生存狀態，無不是在實踐著對人權的追求。雖然我們國家人權地位的確立只是新中國近幾年的事，但中國歷史文籍中一些爭人權的事實是掩不住其光輝的。南朝時《孔雀東南飛》中的主人公劉蘭芝、焦仲卿、焦母就是其中的代表。
所謂人權是指人應享受人身自由和各種民主權利。《聯合國人權宣言》認定：“人人生而自由，在尊嚴和權利上一律平等。”人權在當今之世，許多時候都要去爭取，在此遑論封建時代的人們爭人權，顯然不合時宜，但筆者意在說明爭人權的事實自古有之，以及封建社會反人性的制度、禮教是如何扼殺人權的。
在“有貴賤，有大小，有上下。自己被人凌辱，但也可以凌辱別人；自己被人吃，但也可以吃別人”（魯迅《燈下漫筆二》）的封建時代，人們為了爭取應有的人權，想避免“被吃”或“互吃”的命運是多么難啊！劉蘭芝不愁吃喝，身體健康，生存權、健康權本可自由享受的，但在婆婆“吾意久懷忿”的情況下，大打了折扣。可想而知，她所追求的人生更高級別的人權--愛情權、家庭幸福權、個性尊嚴權的結局了。但她那種士可殺不可侮的斗爭精神，足可光耀日月。
劉蘭芝是個十分了得的女青年。“十三能織素，十四學裁衣，十五彈箜篌，十六誦詩書”的女青年在當今尚要搜尋時日方可得見，在古代更是要打著燈籠也難找的女青年。劉蘭芝正是這樣的女青年。她知書達理、多才多藝，內質飽滿豐碩，超凡脫俗，十分了得。這些內質猶砌屋的磚，四季的春，樸實承重，豐茂芬芳。
劉蘭芝還是個賽秦羅敷的美女。“足下躡絲履，頭上玳瑁光。腰若流紈素，耳著明月珰。指如削蔥根，口如含朱丹。纖纖作細步，精妙世無雙。”從動作到打扮，從姿態到氣質，猶如飛來之瀑，直掛眼前，氣勢非凡，晶瑩剔透，無不令人神清氣爽，心生愛憐。應該說，劉蘭芝這些十分優越的先天條件，是懷春男子理想中的妻子，是大戶人家理想中的媳婦，是自己獲取愛情權、家庭幸福權、個性尊嚴權堅實的基礎，然而，這優越的條件卻成了她爭取“三權”的絆腳石，災難的起因。為了剔除身心的桎梏，劉蘭芝進行了堅決的斗爭，直至為“三權”的樹立而殞身青池，真乃天下無雙的奇女子！
劉蘭芝為了維護愛情權、家庭幸福權、一直在婆婆家忍耐和勤勉中度日。面對“君既為府吏，守節情不移”，她盡管“心中常苦悲”，但更多地是理解和支持（正因為如此，她才相中焦仲卿），在“雞鳴入機織，夜夜不作息”的勞作中化解思念，打發日子。當然，“雞鳴入機織，夜夜不得息”不只是為了化解思念，打發日子，也是為了取悅婆婆，使本不完整的家庭能在機織聲中和諧地運轉。劉蘭芝雖然可用裁衣、彈箜篌、誦詩書的方法排解苦悲，但衣為誰裁？無男無女，只落得婆婆好笑，不是徒增傷悲？彈箜篌、誦詩書是風花雪月之事，讓婆婆得見，一者對牛彈琴，自找沒趣；二者更招婆婆“故嫌遲”，再傷和氣。彈不得，誦不得。真是“知音彈與知音聽，不是知音沒與彈”。劉蘭芝這“晝夜勤作息”的機織聲是報答焦仲卿“守節情不移”的愛的訴說，是想溝通婆婆心靈的紐帶，是“供養卒大恩”的心聲。可憐的劉蘭芝，這機織聲就是她爭取愛情權和媳婦權，極力維護這個表面幸福家庭的唯一憑借和依靠！
盡管劉蘭芝“奉事循公姥，進止敢自專”、“晝夜勤作息，伶俜縈辛苦”、“女行無偏斜”，但“仍更被驅遣”。究其因，劉蘭芝超人的內質和美貌及與丈夫“相見常日稀”是禍根。寡居多年，以把兒子視為生命的焦母，豈能讓人奪己所愛？在無力與劉蘭芝抗衡的情況下，性情被強烈地扭曲--堅遣劉蘭芝，要眼不見為凈。黑格爾“戀子情結”理論在此得到了充分地體現。劉蘭芝對焦母無端驅遣也表現出強烈地不解和憂憤。在劉蘭芝“請遣”一席話中，充分地表達了對自己能做個好媳婦的自信，對“不孝有三，無后為大”的現狀亦憤慨傷懷，無兒無女的責任本不該她一人承擔，最后她激憤地說：“便可白公姥，及時相遣歸。”劉蘭芝這一抗辯既是促使焦仲卿再明己況，迅速想辦法彌合家庭中的裂痕，也是抒發自己強烈的憂憤。沒想到，劉蘭芝憂憤的抗辯換來了更快更壞的結果--“便可速遣之，遣之慎莫留”。當然，這一結果焦仲卿的軟弱和迂腐又要負相當的責任。
當劉蘭芝爭取愛情權、家庭幸福權失敗后，出奇的冷靜：整理物品，早作準備--“物物各自異，種種在其中”；穿戴艷麗，與嫁時同--“雞鳴外欲曙，新婦起嚴妝”。拿作一般媳婦遭遇此劫，當瘋癲撒潑，尋死覓活，哪管身份不身份，人格不人格。劉蘭芝此舉著實表現了她超人的修養，良好的人格。她認為“人賤物亦鄙”，但人格不可丟。她明媒正娶，嚴妝地來，亦當堂堂正正，嚴妝地去。質本潔來還潔去，去則去也，亦是快哉！這種大丈夫般的行事氣概，著實叫人欽佩。當阿兄逼嫁時，“蘭芝仰頭答”的言行擲地有聲，高昂頭顱堅守尊嚴的個性異彩紛呈，撼人心魄。真是不幸，這高貴的個性尊嚴，就在阿兄的煎迫下，隨著劉蘭芝美麗和寶貴生命的隕落而亦香消云散了。被封建社會所“吃”了的焦母、阿兄終于把劉蘭芝“吃”了，封建勢力“吃人”的本質，到此被暴露無遺。劉蘭芝的死也證明了在中國封建社會里，一個常人要想爭得些應有的人權是很難的。
焦仲卿先“堂上啟阿母”，后長跪告阿母，再默無聲息的言行，證明了他為愛情權、家庭幸福權也作過斗爭，但終因軟弱迂腐的個性而枉然。他的“守節情不移”、“舉言謂新婦，哽咽不能語”以及“賀卿得高遷”的一通氣話，只能說明他是個誠實近于迂腐，厚道近于傻瓜的男人，他既無遠見的卓識，又無敢作敢當的氣質，是個十足的“老實人”。話說回來，盡管焦仲卿軟弱和迂腐，但他畢竟為愛情承諾過、抗爭過、等待過，最終“自掛東南枝”，亦算得個忠正之士。在封建社會孝儀天下的現實里他不軟弱又能怎樣？因此，他“自掛東南枝”也應該算是對愛情權、家庭幸福權的捍衛，是對劉蘭芝知遇之恩的報答。
焦母雖說是惡人頭，她的霸道和被扭曲的靈魂，不僅剝奪了劉焦夫婦的愛情權、幸福權和寶貴的生命，而且也剝奪了包括自己在內的家庭幸福權，使本不完整的家庭雪上加霜。焦母一開始是贊成兒子的婚姻的。這一點就有劉蘭芝“受母錢帛多”的自白為證。自從劉蘭芝的能干和美貌在焦仲卿面前確立地位之后，焦母被兒子移情別戀所激怒，于是“槌床便大怒”。焦母這種變態的嫉妒，實質上是自己情無所托，得不到自己的愛情權、幸福權和個人尊嚴權的一種報復。多年的寡居，使她失去了妻性、媳婦性和母性。于是她就干脆以抹殺別人享有的愛情權、幸福權、個人尊嚴權來換取對這“三權”的滿足感。焦母無疑是很毒的、自私的，完全充當了封建社會“吃人”的工具。假如，焦母不遵循“烈馬不吃回頭草，好女不嫁二夫人”封建論理道德，不再守寡，情由所托，她還會這樣嗎？所以，從某種意義上說，焦母也是在追求“三權”。但焦母在實際中，卻用了一種反諷的追求方法：一旦得不到，“河岸里的魚，吃不到戳也戳死它”。這種妒忌心態既害了別人又害了自己，實在不劃算。
劉蘭芝、焦仲卿、焦母在封建制度禮教的毒害下，為實現應有的人權均作過抗爭，方法不同，可結果都一樣--唱一曲人權的挽歌，最后連起碼的生存權、健康權都失掉了（焦母身后的結局可推知），這是怎樣的悲哀啊！而今正在爭取某種人權的人們當警記。
2006.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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