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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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利希海涅
1830年法國"七月革命"爆發，經過三天巷戰后，工人、學生和市民推翻了查理十世的專制統治。消息傳來，德國詩人海涅（Heinrich Heine）興奮不已，寫下了"我是劍，我是火焰"這樣激情洋溢歌頌革命的詩句，在沉悶已久的德國突然點起一朵眩目的小小火花。他的思想當然為普魯士德國的專制統治者所不容，于是被迫流亡法國，開始了長期的流亡生涯。
流亡生活是痛苦的，對于一個詩人來說，不得不離開自己的母語"語境"當然更加痛苦，對祖國的思念也更強烈。
一天天色已近黃昏，他在法國西北一座小城的海濱大路上，看到許多農家的大車緩緩挪動，車上坐著婦幼老人，男人在下面跟車慢慢地走著。突然，他象受到電擊一般：這些人在說德語！"就在這時候我感到一陣急劇的痙攣，這種感覺是我一生中從來不曾有過的。全身的血液突然升向心室，沖擊著肋骨，象是血液要從胸膛里沖出來，象是血液不得不趕快沖出來。呼吸抑止在我的喉頭。不錯，我所遇到的就是祖國本身。"（海涅：《論"愛祖國"》，中譯本，《外國散文名篇選讀》，作家出版社1988年版，第210頁）聽到久違的母語，見到這么多同胞，多愁善感的詩人不禁潸然淚下，急忙走過去與他們用德語－－自己的母語－－交談，此時此刻他感到這些金發碧眼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就是德國、就是祖國本身。他曾深責德國人的平庸，為之氣惱，此時，在異國他鄉遇到自己的同胞，"卻使我痛心地感動了"，現在"流落國外，嘗盡艱苦，看到祖國處于困苦的境地，所有這一類記憶全從我的心靈中消失了。連它的缺點都突然使我感到可敬可愛。我甚至對它那淺薄偏窄的政見表示和解。我跟它握手，跟每一個移居人握手，好象我是在和祖國本身握手，表示重新言歸于好。"（第210頁）
"你們為什么要離開德國呢？"淚流滿面的海涅問這些拉家帶口走向異邦的德國人。"土地是好的，我們很想留在那里"，"但是我們呆不下去了。"他們如此回答。他們向海涅訴說生活在德國的苦難，訴說德國統治者的種種不法勾當。一位八十歲的老人向海涅解釋說，他們之所以不得不背井離鄉是為了孩子，因為孩子現在還小，更容易適應國外的生活，以后可能在國外得到幸福。這些人都不是一心造反的革命者，只是些想平平安安過日子的平民百姓，所以他們訴說時，常常這樣感嘆："叫我們怎么辦呢？叫我們來一次革命嗎？"他們的訴說與悲嘆在海涅心中頓又引起另外一種強烈震撼："我在天地間全部神靈面前賭咒說：這些人在德國所忍受的十分之一痛苦就足以在法國引起三十六次革命，使得三十六位國君失去王位和頭顱。"（第211頁）－－此時德國尚處封建割據狀態，有三十六個"國家"，自然有三十六個"國君"。這些流浪者立即得到了法國人的同情，不少法國人給他們各種幫助，海涅親眼看到一個法國女乞丐把自己要來的面包掰下一塊，遞給一個可憐的德國小女孩。但海涅認為，雖然法國人極具同情心，不過他們也只能知道這些人物質上的痛苦，而不可能從精神上理解這些流亡者，他們根本不可能理解這些德國人為什么要離開自己的祖國。"因為統治者的壓迫一旦使法國人感到不能忍受的時候，或者使他們感到過分不便的時候，他們絕不會想到逃走，而會給他們的壓迫者一張出境證書，把那些壓迫者趕出境去，自己卻快活地留在國內。總而言之，他們會來一場革命。"（第212頁）深深地哀其不幸，又強烈地怒其不爭，這也是海涅對"德國庸人"的矛盾態度。
這次短暫的相遇，在海涅心靈深處卻引起了理智與情感矛盾的強烈沖突，激起長久的劇烈震蕩。祖國的土地、村莊、河流、樹林、宮殿、犁與劍、血與火、勤勞淳樸的人民、專制腐朽的統治者、故國家園之思、對統治者的憎恨憤怒……以往許許多多的是是非非、種種愛恨情仇，一齊涌上心頭，互相激蕩，久久不能平息，他甚至象突得重病般虛弱不堪、喪魂失魄。他坦承，縱是筆能生花的詩人，這種矛盾、復雜的心情也"不是筆墨所能形容的"。（第212頁）但理智使他終不愿承認那突然襲來、急叩心扉的情感是"愛國主義"。他這樣寫道："說實在話，這并不是一種突如其來的愛國主義所起的作用。我感到那是一種更高貴、更善良的東西。"因為"長久以來，凡是帶有愛國主義字樣的一切東西都使我感到厭惡。那些討厭的蠢才，出于愛國主義而賣命地工作著。他們穿著合身的工裝，當真地分成師傅、伙計和學徒的等級，行施著同業的禮節，并且就這樣在國內進行'爭斗'。是的，我看到這副化了裝的嘴臉時，的確有些氣惱。"（第212、213頁）他抨擊所謂德國的愛國主義是粗野、狹隘的，這種愛國主義仇視文明、進步和人道主義。與此相反，"法國的愛國主義也在于熱愛自己的家邦，而法國也同時是個文明之邦，是個人道的、進步之邦。上面提到的德國的愛國主義卻相反地在于仇恨法國人，仇恨文明和自由。我不是個愛國者，因為我贊揚了法國，對嗎？"（第213頁）此時距拿破倫的法國入侵德國還不到三十年，歷史的創傷遠未痊愈，海涅逃往自己祖國不久前的敵國、并且公開贊揚敵國的制度和文化，不怕犯眾怒、甘冒被斥為"賣國賊"的風險，的確需要非凡的識見與勇氣。因為他堅信人道、進步、文明和自由是比所謂"愛國主義""更高貴、更善良"的東西。
對自己生于斯、長于斯的地方，人們自然會有一種深深的眷戀，那種揮之不去、不招即來、刻骨銘心的鄉愁，恐非"非流亡者"所能體味。誠如海涅所說，"愛自由是一種監獄花，只有在監獄里才會感到自由的可貴。因此，只有到了德國邊境，才會產生對德意志祖國的熱愛，特別是在國外看到德國的不幸時才感到。"（第213頁）祖國越是不幸，流亡在外對祖國的熱愛卻越強烈。在這種強烈的感情驅使下，人們極易產生海涅在乍遇同胞時沛然而出的那種感懷：祖國的缺點都"可敬可愛"，把統治者和祖國渾為一體，所以想對"淺薄偏窄的政見表示和解"，要"和祖國本身握手"以"表示重新言歸于好"。其實，重要的是要將祖國、人民與統治者作出區分。冷靜下來的海涅寫道："德國，這就是我們自己。那些移居人就是血液的洪流，從祖國的傷口滾滾地向外流……"（第214頁）的確，祖國"就是我們自己"；因此要深思的是，究竟是誰給祖國造成深創巨痛，使祖國留下難愈的"傷口"。畢竟，海涅受過現代國家觀念的深刻洗禮。
西歐中世紀占主導地位的是神權國家觀念。奧古斯丁（St.Augustine）提出了影響極大的"上帝之國"和"人間之國"這種"雙國"理論。"上帝之國"即基督教所說的天堂或天國，是上帝建立的光明的"神之都"；"人間之國"是魔鬼建立的世俗國家，是黑暗的"地之都"。所以"上帝之國"高于"地上之國"，教權高于王權，世俗政權必須服從以教會為代表的神權。在奧古斯丁之后，托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則從國家起源和國家目的這兩方面把國家"神話"。他認為人天然是社會的和政治的動物，社會和國家正是適應人的天性需要的產物。但上帝是人和人的天性的創造者，所以從根本上說只有上帝才是國家和政治權威的創造者和最高主宰。另一方面，他認為國家的目的是使人類過一種快樂而有德行的生活，通過有德行的生活達到升入天國、享受上帝的快樂，因此從最終目的來說世俗國家也應服從教權。
但從13世紀下半葉起，現代國家觀念開始出現，到16世紀末已基本完成。現代國家觀念以理性和經驗論為基礎，其主要內容是使"國家"擺脫中世紀的神權，反對君權神授觀念，認為國家是人們根據自己的需要創立的，強力才是國家和法律的基礎。這種觀念在馬基雅維里（N.Machiavelli）的《君主論》中表現得非常明顯，而集大成者，則是16世紀法國思想家布丹（JeanBodin）。布丹在《國家六論》中從人類歷史經驗出發，全面闡述了世俗化的國家起源論，認為國家起源于家庭，是許多家庭聯合而成的集合體，所以家庭是國家的基礎。而把家庭團體聯合起來有兩個重要因素：一是暴力，戰勝者通過戰爭成為君主，把各小團體聯合起來形成擁有主權的國家。另一重要因素是契約，他認為僅有暴力遠遠不夠，還不足以建立國家。國家的建立還要有各家庭為了共同利益的相互契約、共同承認一個主權才能建立。這種暴力論和契約論混合的國家起源論，否定了國家神創論，并為契約論的發展埋下伏筆。而布丹最重要的貢獻，是對國家"主權"（sovereignty）理論的闡發。他提出國家主權是在一個國家超乎公民和居民、不受法律限制的最高權利，主權是絕對的和永久的，具有統一性和不可分割性，是國家的最高權利，也是國家的本質特征，而掌握國家主權的人就是主權者。他進而提出了三種政體，即主權掌握在多數人手中的民主政體，在少數人手中的貴族政體和在一個人手中的君主政體。他認為君主政體是最好的政體形式，因此主張君主集權制，為"絕對王權"辯護，并以此反對教會特權和貴族的封建割據。同時，他認為公民的權利也應得到尊重，其中最重要的是自由和私有財產權，二者是先于國家的自然權利，而不遵守自然法的君主則是可以被推翻的暴君。在布丹之后，英國思想家霍布斯（Thomas Hobbes）也從人性論和自然法角度，提出了較為完整的社會契約論，論證了國家主權的統一性、不可轉移性和不可分割性。
雖然布丹和霍布斯都主張絕對君主專制，主張"朕即國家"，但他們理論的意義在于從人的眼光而不是從神的眼光看待國家，把把國家看作是實現純粹世俗目的的純粹世俗的政權，重要的是消除了國家的神圣性。主權論和契約論的提出，為以后"主權在民"理論提供了基礎。此后的幾百年間，西方許多思想家以此為平臺，論證了"主權在民"，才是國家合法性的來源。
洛克（John Locke）與霍布斯一樣用自然法理論說明國家起源，但卻認為自然法的主要內容是人們有保護自己生命、自由和財產不受侵犯的權利，人們訂契約形成國家的根本目的是為了保護自己的自然權利。同時，被授予權力的統治者也是契約的參加者，也要受契約束縛，如其違約，也要受懲罰，人們有權反抗，甚至重新訂約，另立新的統治者。依據自然法則，伏爾泰（Voltaire）提出"人人自由，人人平等"理論。盧梭（J.Rousseau）的社會契約論明確提出國家主權應該永遠屬于人民。甚至政治觀點一向謹慎的德國思想家康德（Immanuel Kant），也提出國家應建立在三個理性原則之上，即每個社會成員作為人都是自由的，作為臣民彼此是平等的，作為公民是獨立的。因此有關個人與國家間的自由、平等、獨立三原則也是公民承擔國家政治義務的根本依據。
當然，這些思想家的思想、觀點有許多重大不同和差異，但卻有一最基本的共同點，就是主張國家的"主權在民"，從主權在民論證國家的合法性，這也是現代國家觀念的主導思想。也就是說，如果一個國家的主權不在人民手中，也就喪失了合法性。在這種情況下，值得深思的是什么是"愛國"，愛什么"國"，怎樣才是"愛國"，如何才能"愛國"……"愛國"其實是一個極其復雜的問題。
海涅雖然深受現代國家觀念影響，然而那種幾乎是與生俱來的故國情懷卻無法拋去，因此才愴然涕下。但在理智上，他不愿承認自己是因思念祖國而哭泣。他痛苦卻冷靜地寫道："我向你保證：我不是個愛國者。假如我那天哭了的話，那只是為了那個小女孩。那時天色已近黃昏。一個德國的小女孩，就是先前我在德國移居人群中注意到的那個，她獨自站在海濱，象是在沉思，并且眺望著浩瀚無垠的大海……"（第21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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