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為心聲”，語言是心靈的流露。文學作品能夠折射出作者本人的認識水平、道德情操、思想趣味。認真閱讀、透徹理解某一作者的作品，完全可以貼近他的心靈世界，感受其內心感受，洞悉其內在精神風貌。對《陋室銘》這樣一篇“言志”“抒懷”性的作品，我們完全可以從作品本身出發，分析作品的底蘊、情趣，把握作者的思想實質。
老實說，只要將《陋室銘》吟哦數遍，便會感覺到這篇短文寫得很美。首先，句式較為整齊，講究押韻，讀來音韻瀏亮，節奏明快，易于上口。其次，以山、水作比起興，引出文眼“德馨”。這“德馨”與“仙”使“山”“名”、“龍”使“水”“靈”一樣，是使“陋室”不陋的重要條件、決定因素。而在緊扣文眼對陋室進行具體描繪之后，引用孔子的“何陋之有？”自然作結，使得全文結構嚴謹，渾然一體。使陋室不陋、令作者引以自豪與驕傲的“德馨”，文中有具體的揭示。透過作者生動、鮮明的描繪，我們可以準確地把握“德馨”的內容，弄清其“德”的性質、其“馨”的程度。下面我們便逐句對作品的具體描繪加以剖析。
“苔痕上階綠，草色入簾青。”這一工整的對仗句是繪景。此番苔痕綠綠綠上階，草色青青青入簾之景雖能見出陋室環境的清凈幽雅，但充其量只能令作者自我陶醉，并不能給我們以美感。我們的感覺倒是，地勢低而潮濕，臺階上都漫生著綠苔，虧室主人還能悠然怡然！莫非身為讀書人，灑掃庭除之類的勞作不屑一動玉手吧。無論如何，綠苔漫上了臺階，室主人總脫不了生活疏懶、厭惡勞動的嫌疑。與備受北宋大政治家、文學家王安石稱贊的湖陰先生（楊德逢）“茅檐長掃靜無苔，花木成畦手自栽”相比，這位陋室主人的生活情趣、思想境界顯然遜色多了！
“談笑有鴻儒，往來無白丁。”這一對仗句是寫人。可能會有人據此理解為：作者之所以只歡迎“鴻儒”，不喜歡“白丁”，是因為他自己是做學問的“知識分子”，與“鴻儒”在一起能互相交流、啟發，求得知識。但事實上，讀書人在一起研討學問，是需要嚴謹細致、全神貫注的，不可能經常性既談且笑的。能長時間既“談”且“笑”下去的不會與做學問有多大關系。那么，是否只有與“鴻儒”“談笑”才能求得知識呢？再者，“白丁”的耕種技術、生產經驗、社會閱歷、帶有生活氣息的幽默笑話之類，不也是寶貴的知識嗎？勞動人民就不值得接近與學習嗎？來此陋室“談笑”的“鴻儒”只能說是作者自己心目中的“鴻儒”，不見得有名有實，也不見得能為大眾所承認。由此看來，作者難免有攀附所謂的“名流”以抬高自己身價之嫌了。將“鴻儒”與不能來此室的“白丁”對舉，只能表明作者的結交面太狹窄，只能顯示出他性情的孤傲與對勞動人民的感情隔閡。在他沾沾自喜、自我炫耀地吟出“談笑有鴻儒，往來無白丁”之時，其狹隘與淺薄也就顯山露水了，其蔑視勞動人民、恥于與勞動者為伍的不良心態也就昭然若揭了。
“可以調素琴，閱金經。無絲竹之亂耳，無案牘之勞形。”則是敘事。陋室主人的生活確實是單調的。他日常所能做的只是閉門彈琴，自娛自樂，此外便是翻讀佛經，自我修煉，以求能夠怡神養性，益壽延年。此室絕無“絲竹”與“案牘”。豈止是沒有，作者簡直是反感之，厭惡之。在他看來，“絲竹”是“亂耳”的，“案牘”是“勞形”的，非但無樂趣，純然是苦不堪言，無法忍受。推究起來，這只能說是作者無遠大抱負、無進取斗志的表現。既不愿意又不能夠廣泛地參與社會、改造現實，就只能逃避現實，離群索居，孤芳自賞了。
從文章的繪景、寫人、敘事中，我們可以清楚地認識陋室主人：厭惡勞動，鄙視勞動人民，有一種遠離現實的清高與孤芳自賞，過著孤寂的疏懶生活，將自己這“陋室”比作是“南陽諸葛廬，西蜀子云亭”，確實有點不自量力了。單說諸葛亮罷，鄉里老少都能傳唱他教的歌謠，都熟悉他的行蹤，了解他的品性。在他出山輔佐劉皇叔之時，鄉里百姓依依送別他的場面何等壯觀、感人。這是諸葛亮與鄉里百姓朝夕相處，感情融洽的結果。諸葛亮輔佐劉皇叔興復漢室之偉業，真可謂鞠躬盡瘁，死而后已。此陋室主人豈能望其項背！
通過對作品內容的具體分析，陋室主人之“德”的狹隘與淺陋也就十分清楚了：生活疏懶，厭惡勞動，鄙視勞動人民，性情孤傲，逃避現實，缺乏進取斗志。這樣一個并無遠大抱負，缺乏高雅志趣的封建文人卻要沾沾自喜地炫耀自己的“德馨”！其“馨”也就只是作者為自己的淺薄之“德”自制的美麗標簽，僅僅是欺人自欺而已，并無實際價值。
〖本文在1996年中國教育寫作學會主辦的全國語文教師征文大賽中獲優秀論文二等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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