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國平
現代人是越來越離不開醫院了。從前，人在土地上生息，得了病也只是聽天由命，順其自然。現在，生老病死，每一環節幾乎都與醫院難解難分。我們在醫院里誕生，從此常常出入其中，年老時去得更勤．最后還往往是在醫院里告別人世。在我們的生活中，醫院、醫生、醫學占據了太重要的位置。
然而，醫院帶給我們的美好回憶卻是如此稀少。女人分娩，病人求醫，老人臨終，都是生命中最脆弱的時刻，最需要人性的溫暖。可是，在醫院里，我們很少感覺到這種溫暖。尤其在今日中國的許多醫院里，我們感覺到的更多是世態炎涼，人心冷漠。可以毫不夸張地說，醫院如今是最令人望而生畏的地方之一。
一個問題使我困惑良久：以拯救生命為使命的醫學，為什么如此缺少撫慰生命的善意?沒有撫慰的善意，能有拯救的誠意嗎?
正是在這困惑中，甚至困惑已經變成了憤慨．憤慨已經變成了無奈和淡漠的時候，我談到了劉易斯托馬斯所著《最年輕的科學--觀察科學的札記》一書，真有荒漠遇甘泉之感。托馬斯是美國著名的醫學家和醫生，已于1993年病故。在他寫的這本自傳性著作中，我見識了一個真正杰出的醫生，他不但有學術上和醫術上的造詣，而且有深刻的睿智、廣闊的人文視野和豐富的同情心。諾貝爾物理獎得主費因曼嘗言，科學這把鑰匙既可開啟天堂大門，也可開啟地獄大門．究竟打開哪扇門，則有賴于人文指導。我相信，醫學要能真正造福人類，也必須具備人文品格。當然．醫學的人文品格是由那些研究和運用它的人賦予它的，也就是說，前提是要擁有許多像托馬斯這樣的具備人文素養的醫學家和醫生。托馬斯倡導和率先實施了醫學和哲學博士雙學位教育計劃，正顯示了他在這方面的眼光。
在這本書里，托馬斯依據親身經歷回顧了醫學發展的歷史。他不在乎什么職業秘密，非常誠實地告訴我們，直到他青年時代學醫時為止，醫學在治療方面是完全無知的，唯一的本領是給病人吃治不好也治不壞的安慰劑，其效力相當于宗教儀式中的符咒。最高明的醫生也不過是善于判斷病的名稱和解釋病的后果罷了。一種病無論后果好壞，醫生都無法改變它的行程，只能讓它自己走完它的行程。醫學之真正能夠醫治疾病，變得名副其實起來，是1937年發明了磺胺藥以后的事情。在此意義上，托馬斯稱醫學為“最年輕的科學”。
從那以來，人類擁有了越來越多的從前無法想象的治療技術。作為一個科學家，托馬斯對技術的進步持充分肯定的態度。但是，同時他認為，代價是巨大的，這代價便是醫療方式的“非人化”，醫生和病人之間的親密關系一去不返了。譬如說，觸摸和談話曾是醫生的兩件法寶，雖無真正的醫療作用，但病人卻籍之得到了安慰和信心。現在，醫生不再需要把自己的手放到病人的身體上，也不再有興趣和工夫與病人談話了。取而代之的是各種復雜的機器，它們橫在醫生和病人之間，把兩者的距離越拉越大。住院病人仿佛不再是人，而只成了一個號碼。在醫院這個迷宮里，他們隨時有迷失的危險，不知什么時候會被放在擔架上推到一個不該去的地方。托馬斯懂得，技術再發達，病人仍然需要醫生那種給人以希望的溫柔的觸摸，那種無所不包的從容的長談，但他知道要保留這些是一件難事，在今天唯有“最好的醫生”才能做到。 “最好的醫生”--他正是這么說的。我敢斷定，倘若他不是一個公認的醫學權威，他的同行一定會對他的標準嘩然了。這沒有什么可奇怪的，因為制定這標準的那種神圣感情在今天已經成了人們最陌生的東西。
托馬斯還有別的怪論也會令他的同行戚額。臂如說，他好像對醫生自己不患重病感到遺憾。從前，患重病是很普遍的事情，醫生也不能幸免。現在，由于醫學的進步，這種機會大為減少了。問題在于，沒有親身經歷，醫生很難知道做病人的感覺。他不知道病人受疾病襲擊時的痛苦，面臨生命危險時的悲傷，對于愛撫和同情的渴望。他很容易不把病人當作一個真實的人．而只當作一個抽象的疾病標本，一個應用他從教科書上學來的知識的對象。生病是一種特別的個人經歷，有助于加深一個人對生命、苦難、死亡的體驗。一個自己有過患重病經歷的醫生，往往是更富有人性的。所以，托馬斯半開玩笑地建議，既然現在最有機會使人體會生病滋味的只有感冒了，在清除人類其他疾病的進程中，就把感冒保留下來吧，把它塞進醫學生的課程表里，讓他們每年兩次處在患流感并且受不到照顧的境地，這對他們今后做人和做醫生都有好處。
很顯然，在托馬斯看來，人生體悟和人道精神應是醫生的必備品質，其重要性至少不在醫術之下。其實道理很簡單，醫生自己必須是一個人性豐滿的人，他才可能把病人看作一個人而不只是疾病的一個載體。
托馬斯畢生從醫，但他談論起醫學之外的事情來也充滿智慧。我只舉兩個例子。
其一是關于電腦。他說，人腦與電腦的區別有二，一是容易遺忘，二是容易出錯。這看起來是缺點，其實是優點。遺忘是自動發生的，這使我們可以不費力氣就把多余的信息清除出去，給不期而至的好思想騰出空間。倘若沒有這樣的空間，好思想就會因為找不到棲息地而又飛向黑暗之中。讓關系出錯更是人腦的一個美妙天賦，靠了它我們往往會有意外的發現，在沒有關聯之處邂逅嶄新的思想。這兩個區別說明了同一件事，便是電腦的本領僅到信息為止，人腦的本領卻是要讓信息導致思想。電腦的本領常常使人驚奇，這很可能使一般人得出電腦勝于人腦的結論，但托馬斯卻從自己的驚奇中看到了人的優越，因為電腦沒有驚奇的能力。
第二個例子是他對女性的評價。他非常感謝女性在幼兒教育方面的貢獻，認為這是她們給予文明的厚禮，證明了她們才是記錄和傳遞文化基礎的功臣。由于女性對兒童的天然喜愛和理解，她們是更善于開啟年幼的頭腦的。他還看到，女性且然容易為生活中的小事和事物的外表煩惱，但是面對極其重大的事情卻十分沉著。形象地說，女性的頭腦只是外部多變，其中樞卻相當穩定。相比之下．男性的那個深處中樞始終是不成熟的，需要不斷地重新定向。因此，托馬斯相信，在涉及人類命運的大事上，女性是更值得信任的。
這兩個例子都表明，托馬斯對于人性有多么親切的理解。人腦優于電腦、女性優于男性的地方，不都是在于人性么？我們不妨說，與女性相比，男性的抽象頭腦更像是一種電腦。寫到這里，我忍不住還要提一下托馬斯的另一個感想，它也許能幫助我們猜測他的智慧的源頭。作為一個醫生，他有許多機會通過儀器看見自己的體內。然而，他說，他并不因此感到與自己更靠近了，相反覺得距離更遠，更有了兩重性。那個真正的“我”并不在這些松軟的構件中，其間并沒有一個可以安頓“我”的中心，它們自己管理著自己，而“我”是一個局外人。托馬斯所談到的這個與肉體判然有別的“我”，除了稱之為靈魂，我們就無以名之。不難想見，一個有這樣強烈的靈魂感覺的人，當然會對人性的高貴和神秘懷著敬意，不可能陷入技術的狂熱之中。
我們不可能要求每一個醫生都具備托馬斯這樣的人文素養。這是不現實的，甚至也是不必要的。但是，中國當今的醫療腐敗已經到了令絕大多數人忍無可忍的地步，凡是不享有特權的普通人，在這方面都一定有慘痛或沮喪的經驗。人們之恐懼在醫院里受到非人道的待遇，已甚于對疾病本身的恐懼。這就使得醫學的人文品格之話題有了極大的迫切性。
毫無疑問，醫療腐敗僅是社會腐敗的一個組成部分，因而其整治有賴于整個社會狀況的改善。但是，由于它直接關系到每一個人的生死安危，醫療權利實質上就是生存權利，所以有理由得到特別的關注。問題的解決無非是從兩方面入手，一是他律，包括醫生資格的從嚴審定，有關醫生責任和病人權利的立法，醫療事故的公正鑒定和制裁等等；另一是自律，即醫生的人文素養和道德水準的提高。
在我與醫院打交道的經歷中，有一現象令我非常吃驚，便是一些很年輕的從醫學院畢業不久的醫生，顯得比年長的醫生更加冷漠、無所謂和不負責任。有一回，我的懷孕的妻子發熱到40度，住進我家附近的一所醫院。因為青霉素皮試過敏，那個值班的年輕女醫生便一籌莫展，入院數小時未采取任何治療措施。征得她的同意，我通過電話向一家大醫院求援，試圖從那里得到某種批號的青霉素，我的妻子當天上午曾在那家醫院注射過這種批號的青霉素，已被證明不會引起過敏。可是，我的聯系很快被這個女醫生制止了，理由竟是這會增加她們科的電話費支出。面對高熱不退的妻子和吉兇末卜的胎兒，我心急如焚，這理由如此荒唐，使我無法置信，以至于說不出話來。我只好要求出院而去那家離家較遠的大醫院，誰知這個女醫生聽罷，白了我一眼，就不知去向了。剩下若干同樣年輕的醫生，皆作壁上觀，對我的焦急的請求一律不予理睬。在走投無路的情況下，我不得不說出類似情形使我失去一個女兒的遭遇，這才得以辦成出院手續。
記載我的喪女經歷的《妞妞》一書擁有許多讀者，而這些年輕的醫生都不曾聽說過，對此我沒有什么好指責的。我感到寒心的是，雖然他們名義上也是知識分子，我卻覺得自己是面對著一群野蠻人。直覺告訴我，他們是沒有真正意義上的讀書生活的，因而我無法用我熟悉的語言對他們說話。托馬斯談到，他上大學時在一家醫院實習，看見一位年輕醫生為一個病人的死亡而哭泣，死亡的原因不是醫療事故而只是醫學的無能，于是對這家醫院肅然起敬。愛心和醫德不是孤立之物，而是在深厚的人文土壤上培育出來的。在這方面，我們的醫學院肯定存在著嚴重的缺陷。我只能期望，有一天，在我們的醫學院培養出的醫生中，多一些有良知和教養的真正的知識分子，少一些穿白大褂的蒙昧人。
本文轉自新語絲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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