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知識分子的道路

發布時間：2016-4-15 編輯：互聯網手機版

張京華

自從先秦時期以來，中國知識分子對于自己所承擔的使命和所要走的道路，有一個自覺的、普遍的認識，就是“殊途同歸”。“殊途”是允許有儒、道、墨、法等等不同學說流派的并存。“同歸”是認為雖然有各家學說流派的不同，但是各家在歸宿即最終目的上則是共同的。這個共同的最終目的就是要求參與社會政治實踐，積極入世，在促進人類文明的發展方面積極進取，有所作為，有所貢獻，有所成就。

最早提出來“殊途同歸”的是孔子，孔子在解釋《周易》的時候說“天下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漢初司馬談在作《六家要指》時再次重申了“殊途同歸”的原則，他說:“《易大傳》: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途。夫陰陽、儒、墨、名、法、道德，此務為治者也，直所從言之異路有省不省耳。”“治”就是政治，“為治”是中國古代識知分子對自身使命的一個普遍認識，除孔子和司馬談外，許多人都曾有過與此相同的表述。可以說，殊途同歸，積極參與政治實踐，這是古代知識分子的本性所在，同時也是中國古代知識分子的優秀傳統所在。從最初開始，中國的知識分子就具有關心社會、憂國憂民的優良本色。

在比較早的歷史時期，具體地說是在西周時期，社會中的知識和文化都是在官府的掌握中。是什么樣的官職就掌握什么樣的知識，沒有相應的知識和文化就不能擔任相應的職務。《漢書》的作者班固說諸子百家中儒家出于司徒之官，道家出于史官，陰陽家出于歷官，法家出于理官，名家出于禮官，墨家出于清廟之官，縱橫家出于行人之官，雜家出于議官，小說家出于稗官，就是這個道理。在這一時期中，知識和文化是不外傳、不外流的。《漢書》中說，漢成帝的叔父東平王想讀《史記》和諸子的著作，“時書不布”，東平王只好向朝廷的秘府中去借，但是漢成帝最后也沒有借書給他，可見漢朝時仍然有知識不外流的遺風。秦始皇焚書坑儒是受到歷代儒士痛罵的一個行為，但其實秦始皇和丞相李斯只不過是堅持了知識文化要為官府所掌握不得外流的傳統做法，當時號稱“若欲有學法令，以史為師”。

只是在西周東遷以后，王室傾危，貴族沒落，過去由官府所掌握的知識文化才得以外流，知識開始下放到民間，開始為新出現的“士”階層所講習，由此就開創出了春秋戰國時期諸子百家爭鳴的一個異常盛大的文化思潮。當時儒家和道家這兩大家的創始人孔子和老子，孔子就曾親自到東周朝廷中去學習禮儀，而老子本人即曾在官府中擔任“柱下史”的官職，后來歸隱，正是“"帶藝還鄉”。

“士”階層是由衰落了的貴族和上升了的平民構成的一個特殊階層。“士”階層由于失去了過去作為貴族的優越地位，就轉而講習知識文化，希望由此彌補失去了的有利條件，而重新參與社會政治實踐。所以春秋戰國時期的諸子百家爭鳴表面上看是有一個異常盛大的講習知識文化的場面，實質上則是要求把知識文化和官府和政治重新統一起來；是要改變過去宗法制的由貴族血緣世襲的政治制度.而代之以由掌握了知識文化的“士”階層來擔任全社會的政治領導職責。

在這方面儒家的創始人孔子最具有典型意義。孔子在先秦諸子之中，社會責任感和功利意識最為強烈，由他建立起來的儒家學說體系所表現出的政治實踐精神最為鮮明。孔子自己本是殷商王族的后裔，是春秋十二個大諸侯國中宋國的開創者微子啟的后代，春秋五霸之一的宋襄公是他的十一世祖。只是到后來，孔子這一支衰落了，又從宋國遷到了魯國，因此到孔子時他的身分就成為“布衣”，也就是平民。但孔子并沒有像普通的平民百姓那樣安排自己的一生，他保持了自己顯貴祖先的貴族意識和政治意識，同時勤習苦學，發憤要有一番作為。后來他提出了以“仁”為核心的一整套學說理論，有一個非常明確的要建立“仁政”的政治目的。孔子因此就由一個普通的“布衣”身分轉而成為了“士”階層中的一個典型代表。在孔子的生年，他曾經離開魯國到各國去求學游說，謀求出仕從政。他的足跡遍布于陳、衛、曹、宋、鄭、楚、蔡各地，前后長達十四年之久，所經歷的艱辛困苦在當時就是晉文公重耳的流亡經歷也難以與之相比。孔子的幼年“貧且賤”，既沒有經濟地位，也沒有社會地位，這使得孔子在思想感情上對社會下層比較接近。后來他經過苦學，成為了中原范圍內一個最博學的人。孔子雖然博學，但是他對于知識的選擇卻最為嚴格。先秦諸子中其他諸子所講習的知識，有許多孔子是不講的。比如死人的事孔子是不講的，鬼神的事孔子是不講的，怪異的事不講，賦斂的事不講，爭戰的事不講，玄虛的“天”不講。孔子講“仁”，“仁”就是“人”。《大戴禮記》中記載魯哀公問孔子說:“敢問，人道誰為大？”孔子回答說:“人道政為大。”魯哀公又問:“敢問何謂為政？”孔子說:“政者，正也。君為正，則百姓從政矣。”孔子艱難困苦耽精竭慮的一生，就是要建立一個代表全社會所有人利益的政治原則，就是要尋找一個有利于人類社會的公正的政治道路。

孔子曾經希望自己能夠在魯國建立起一個像周文王、武王和周公建立的西周政權那樣的東方的政權“東周”來。他的這一政治愿望沒有得以實現，正因為如此，孔子在后人的評價中才沒有成為一個政治家，而只是限定為一個學者，一個教育家。實際上僅僅作為一個教育家并不是孔子的最大愿望。不過，孔子關心社會和積極參與政治實踐的主張后來得到了孟子、荀子等許多優秀的知識分子的繼承和發揚，從而光大了中國古代知識分子憂國憂民、剛健自強、經世治國、治國平天下的積極健康的一面，使它成為了中國知識分子的一個最優秀的傳統，成為歷代正直的知識分子的精神典范。從孔子以后，凡是有大學問、有真知識的知識分子，都應該是關心社會、對社會做出實際貢獻的人。如果只是精曉某一專門知識，只是關心自己的個人事業，就不能算是有大學問和真知識。

道家是先秦諸子中的又一個重要流派。道家的創始人老子和莊子看到當時的政治很腐敗，對政治感到失望，因此持消極態度，把自己的熱情轉到了自然方面。但是道家所以要傾向于自然，本是由于對政治的失望，因此道家仍然是關心社會和關心政治的。中國歷史上許多著名的文學家都受到過道家的影響，或者有和道家一樣的感觸，比如戰國漢初的屈原、賈誼，三國時期的曹操、曹丕、曹植父子，魏晉南北朝時期的陶淵明，唐代大詩人李白和杜甫，以及宋元山水畫和花鳥畫中的許多藝術家等等，表面上看他們是把自己的興趣轉向自然，實際上這些人往往是憤世嫉俗，對社會抱以極大的熱情。只是由于當時政治的腐敗，才不得已做一些“壯夫不為”的“雕蟲小技”。

還有一個例子，可以表明古代知識分子對自身社會政治實踐使命的認識，這就是古人對于“書”的態度。在先秦時期，讀書是一件極不容易的事。首先，知識為官府所控制，平民百姓想讀到書極其不易。其次，學習和傳授知識都還不是職業的，有了知識并不等于就有飯吃。第三，在造紙和印刷技術產生之前，“書”是寫在用韋編成的竹簡上的，抄寫一部書成本很高，所以“書”在當時本是一種十分稀少和珍貴的東西，只有有條件的人家才能夠“藏書”，以至于許多人在死后還以書做陪葬。先秦諸子是最講究讀書的，他們對書的愛惜可想而知，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諸子都認為書還并不是最珍貴的，讀到了書并不是學問做到了頭。“知”不是最終目的，最終目的是“行”，是實踐。比如孟子就說過“盡信書則不如無書”的話，莊子也曾經說，世之所貴者書也，書之所貴在語，語之所貴在言，言之所貴在意，“得意而忘言”。讀書的目的不是局限在書中，為讀書而讀書，而是要超出書本之上。掌握知識文化的最終目的是要運用它們參與政治實踐，對社會做出實際貢獻。

由于孔子十分關心政治，所以他對許多古代帝王都有很好的評價。在孔子所盛贊過的人物中，最突出的就是堯、舜、禹、周文王、武王、周公，以及管仲等人。由于古代知識分子具有關注社會政治實踐的傳統，所以他們都能自覺地向政治上靠攏，以歷代比較開明有為的政治家作為自己的準則和典范。因此在中國傳統文化的繼承發展過程中，儒家的“儒統”實際上是有兩個系列。一個是孔子、孟子、荀子的系列，這是為后代所公認的具有開創之功的儒家大師的系列。另一個是堯、舜、禹、商湯、周文王、武王、周公、齊桓公、管仲、漢高祖、漢武帝等人的一個系列。這些帝王人物雖然不是知識分子，不是學士文人，有些甚至沒有文化，但由于他們有政治作為，對社會做出過重要貢獻，因此同樣是為歷代知識分子尤其是儒家一派所效法、所尊重的。孔、孟、荀的系列叫做“師”，堯、舜、禹的系列叫做“君”，二者具有同等的意義，可以合在一起并稱為“君師”。

總之，中國古代知識分子和中國傳統的知識文化，從它一開始產生、發生，就是密切地關注于社會的進步，積極參與社會政治實踐的。這是中國古代知識分子和中國傳統知識文化的最主要特點。盡管在中國古代政治制度的制約之下，像孔子所描述的“大同”、“小康”的理想不可能實現，建立一個新的東方國家的理想不可能實現，但是中國古代知識分子這種剛健有為的精神，這種優良的傳統，卻一直在為歷代知識分子所不斷地繼承和發揚著。中國古代知識分子自始至終都不離開社會，不離開“人”這個中心，不離開實踐，不離開對人類文明的積極貢獻。這一點就是在今天也是應該予以充分肯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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