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與李白一向被視為唐詩世界中兩座并峙的高峰，同時，他們也構成了唐詩的分野。盡管李、杜的年齡只相差十一歲，他們也都經歷過唐王朝的全盛時代和由盛入衰的安史之亂，但他們的創作，卻存在某些根本的不同。李白詩歌的主導風格，形成于大唐帝國最為輝煌的年代，以抒發個人情懷為中心，詠唱對自由人生的渴望與追求，成為其顯著特征。
而杜甫詩歌的主導風格，卻是在安史之亂的前夕開始形成，而滋長于其后數十年天下瓦解、遍地哀號的苦難之中。因此，流響于剛剛過去的年代中的充滿自信、富于浪漫色彩的詩歌情調，到了杜甫這里便戛然而止。在飄零的旅途上，杜甫背負著對于國家和民族命運的沉重責任感，凝視著流血流淚的大地，忠實地描繪出時代的面貌和自己內心的悲哀。這種深入社會、關切政治和民生疾苦、重視寫實的創作傾向，和由此帶來的語言表現形式方面的一系列變化，不僅標志了唐詩內容與風格的重大轉折，也對中唐以后直至宋代詩歌的發展，造成了深刻的影響。
但是，盛唐詩歌的一些重要特征，在杜甫的詩歌創作中仍然有所體現。激情雖然在他的詩中受到抑制，卻仍然可以感受到它的存在；雄偉壯大之美，也仍然是詩人的愛好。他的那些關于時事政治的詩篇，大抵是真誠情感的流露和結晶，而并非以預定的社會功利目的為首要的出發點。從這些方面來說，杜甫與盛唐文化終究有很深的關聯。
一、杜甫的生平和個性
杜甫（712-770）字子美，生于鞏縣（今屬河南）。他出身于一個具有悠久傳統的官僚世家，自十三世祖杜預以下，幾乎每一代都有人出任不同的官職，所以杜甫自豪地稱為“奉儒守官，未墜素業”（《進雕賦表》）。其母系為唐代士族中門第最高的清河崔氏。只是杜甫的父親杜閑只做到奉天縣令，這個家庭已呈衰落之象。
家庭給予杜甫正統的儒家文化教養，和務必要在仕途上有所作為的雄心。所以，終其一生，高蹈出世的念頭很少占據他的頭腦。另外，唐代是重視詩歌的時代，而杜甫的祖父杜審言正是武后朝中最著名的詩人，這更加深了杜甫對詩歌的興趣。他曾很驕傲地對兒子說：“詩是吾家事。”（《宗武生日》）追求仕途事業和不朽的詩名，共同構成了杜甫的人生軌道。
杜甫早慧，據稱七歲便能寫詩，十四、五歲時便“出游翰墨場”（《壯游》），與文士們交游酬唱。二十歲以后十余年中，杜甫過著漫游的生活。這既是為了增長閱歷，也是為了交結名流、張揚聲名，為日后的仕進作準備。他先到了吳越一帶，江南景物和文化，給他留下很深刻的印象。二十四歲時，杜甫赴洛陽考試，未能及第，又浪游齊、趙，度過一段狂放的生活，他后來回憶說：“放蕩齊趙間，裘馬頗清狂。”
（《壯游》）三十三歲時，杜甫與李白相識于洛陽，又在梁、宋一帶為豪俠之游。李白當時已是名震天下的詩人，他的特殊風采和出眾才華，深深吸引了杜甫。
杜甫稱做官為他們家族的“素業”--世代相襲的職業，他的各種文化教養都是與這一點相聯系的。三十五歲左右，杜甫來到長安求取官職。開始，他滿懷信心，“自謂頗挺出，立登要路津”，并相信自己能“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但滯留十年卻一再碰壁。這可能是因為他的家庭背景已不夠有力，而把持權柄的李林甫等人，又對引進人才采取阻礙的態度。大約在杜甫到長安不久，父親就去世了，他的生活因此變得艱困起來，為了生存，為了求官做，杜甫不得不奔走于權貴門下，作詩投贈，希望得到他們的引薦。此外，他還多次向玄宗皇帝獻賦，如《雕賦》、《三大禮賦》等，指望玄宗對他的文才投以青睞。種種努力的結果，是到天寶十四載才獲得右衛率府胄曹參軍這樣一個卑微的官職，而這已是安史之亂的前夕。
天寶后期，唐代社會雖維持著表面的繁盛，卻已處處埋伏危機。這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玄宗和他的邊將們一意開拓疆土、窮兵黷武的政策，導致國力空虛、民生艱難，許多人無辜死亡；二是玄宗沉湎于享樂，李林甫、楊國忠等人擅權專政，阻塞言路，政治變得昏暗；三是為玄宗所寵信的安祿山身兼三節度使，手握雄兵，威脅到國家的統一。處在逆境中的人容易看到現實中的弊病，當一場大崩潰即將到來時，杜甫透過個人的不幸看到了國家的不幸，人民的不幸。天寶十一載（752），杜甫寫下了他的名篇《兵車行》，以嚴肅的態度，真實地記錄下人民被驅往戰場送死的悲慘圖景。這首詩標志了杜甫詩歌的轉變。此后，他又寫出《前出塞》九首，繼續對災難性的開邊戰爭提出質疑；寫出《麗人行》，揭露玄宗寵妃楊玉環的親族窮奢極欲的生活。而長詩《自京赴奉先詠懷五百字》，更把最高統治集團醉生夢死的情狀與民間饑寒交迫的困境加以尖銳的對照，以“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這樣震撼人心的詩句概括了社會的黑暗和不合理。
安史之亂爆發后，杜甫一度被困于叛軍占據下的長安。后來只身逃出，投奔駐在鳳翔的唐肅宗，被任為左拾遺。這是一個從八品的諫官，地位雖不高，卻是杜甫僅有的一次在中央任職的經歷。但不久就因上疏申救房琯的罷相而觸怒肅宗，后于乾元初被貶斥為華州司功參軍。由于戰亂和饑荒，杜甫無法養活他的家庭，加之對仕途的失望，他在乾元二年（759）丟棄了官職，進入在當時尚為安定富足的蜀中。從安史之亂爆發到杜甫入川的四年，整個國家處在劇烈的震蕩中，王朝傾危，人民大量死亡，杜甫本人的生活也充滿危險和艱難。而他的詩歌創作，因了血與淚的滋養，達到了顛峰狀態。
《春望》、《月夜》、《悲陳陶》、《悲青坂》、《北征》、《羌村》以及“三吏”、“三別”等大量傳世名篇，從詩人浸滿憂患的筆下不絕涌出。
到成都不久，杜甫依靠朋友的幫助，在城西建了一座草堂。后來，杜甫的故交嚴武出任劍南東西川節度使，與杜甫過從甚密，對他的生活也多有照顧。當嚴武第二次鎮蜀時，并表薦杜甫擔任了節度參謀、檢校工部員外郎（后世因此稱他為“杜工部”）。杜甫是為了避亂謀食來到蜀中的。最初二年多時間，他閑居草堂，生活確實比較安逸，當時所寫吟詠草堂周圍自然景物的詩篇，也顯出一種清新閑淡的韻致。但這種情形并沒有維持很久。從全國來說，安史之亂雖于公元七六三年宣告結束，但唐王朝的瓦解之勢并未因此而停止。外患方面，有吐蕃的嚴重侵擾，甚至攻入長安，迫使代宗倉皇出逃；內亂方面，則出現普遍的軍閥割據或半割據狀態，而政治的腐敗、官吏的橫暴，也是有增無減。從蜀中地區來說，它既是吐蕃進攻的一個重點，也是容易發生軍閥割據的地方。
就在嚴武二次鎮蜀的間隔時期，就曾發生一場嚴重的軍事叛亂，杜甫因此一度逃離成都，攜家流浪。一場暴烈的動蕩轉化為持續的衰亂，這使得杜甫對國家的前途更覺失望，他后期的詩歌，情緒甚至比安史之亂中更顯得沉重。
永泰元年（765），嚴武去世，蜀中重又發生大亂，杜甫在成都的生活也失去憑依，他又帶著全家老小，登上一條小船，過起流浪逃難的生活（或謂在嚴武去世前不久，杜甫因所任工部員外郎之職由虛銜轉為實授，而離蜀赴長安）。最初的目的大概是要沿長江東下出川，路途中卻因疾病和戰亂等緣故，滯留了很久。先是在云安居住了一段時間，后又在夔州居住了近兩年。到五十七歲那年，終于乘舟出三峽，卻仍是在湖北、湖南一帶的水路上漂泊，最后于大歷五年、五十九歲上，在耒陽附近客死旅舟。杜甫艱難漂泊的一生，在這里得到一個凄涼的結束。
“漂泊西南天地間”（《詠懷古跡》五首之一）的十一年，也是杜甫詩歌創作的重要時期，留下的作品有一千余首，占其《杜工部集》存詩總數的三分之二以上。《聞官軍收河南河北》、《又呈吳郎》、《秋興》、《諸將》、《詠懷古跡》、《旅夜書懷》等，都是這一時期的優秀代表作。尤其以旅居夔州的二年為中心，杜甫的律詩創作達到爐火純青的境界，可以說是杜詩的第二次高峰。
在杜甫年輕時代，他的性格中就包涵著兩種不同的因素。
一方面，他自幼接受儒家正統文化的熏陶，把貴德行、重名節、循禮法視為基本的人生準則；而同時，他也受到時代風氣的影響，有著頗為張狂、富于浪漫氣質的一面。他的《壯游》詩回憶往事，自稱“性豪業嗜酒，嫉惡懷剛腸”，“飲酣視八極，俗物都茫茫”；在文學上，連屈原、賈誼、曹植、劉楨那樣的人物都不放在眼里，可見他是多么驕傲。在與李白、高適等人交游時，他們縱酒放歌、慷慨懷古、馳逐射獵，也很有幾分任俠之氣。后來經過重重苦難的磨礪，杜甫個性中放狂的一面收斂了許多，傳統的儒家人生觀對于他的個性和行為習慣起了更重要的作用，但他也并不是完全變成了另外一個人，變成了純粹的恂恂君子。《舊唐書》本傳說他“性褊躁”、“無拘檢”、“傲誕”，不會是毫無根據的。其實，如果沒有幾分“傲誕”、“褊躁”，恐怕很難成為一個詩人。這方面一個突出的表現，是杜甫始終對屈辱的生活處境十分敏感。滯留長安及漂泊西南時期，杜甫常常不得不寄人籬下，仰仗權勢者的濟助。他在詩中寫道：“朝扣富兒門，暮隨肥馬塵，殘杯與冷炙，到處潛悲辛！”（《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苦搖求食尾，常曝報恩腮。……休為貧士嘆，任受眾人咍。”
（《秋日荊南述懷三十韻》）一個身負“太平宰相”之志的人，卻成為一名失業者、乞食者，怎么能不深感痛苦呢？這些詩句同李白的“安能摧眉折腰事權貴，使我不得開心顏”的表白，看起來絕不相同，實質上卻有相通之處。杜詩中那種對于國家和社會的關切，固然是出于真情，但也未始沒有在自覺得碌碌而生、于世無益的情況下，在精神上自我提升、自我拯救的意味。
對人生信仰、政治理想的執著，也是杜甫個性的一大特征。后代有人說杜甫是“村夫子”，杜甫詩中也自稱“乾坤一腐儒”（《江漢》），都是就這一種執著態度而言。所謂“致君堯舜”，所謂“憂民愛物”，這些儒家的政治觀念，在很多人只是一種空談、一種標榜，杜甫卻是真心地相信和實行它。而且，儒者本有“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的進退之路，杜甫卻不愿如此，他是不管窮達，都要以天下為念。甚至，愈是社會崩潰昏亂，他愈是要宣揚自己的政治理想，相信盡管“萬國盡窮途”（《舟出江陵南浦奉寄鄭少尹審》），但靠了一點一滴的人力，終究能夠改變現實。他的這種執著態度，在當年實際的政治生活中未必有什么用處，對于詩人來說卻是重要的。因為唯其如此，杜甫才能始終保持正視現實的熱情和勇氣。
杜甫是一個感情豐富的人。他和李白交往的時間并不長，但當李白遭遇危險時，他卻魂牽夢繞，再三寫下《夢李白》、《天末懷李白》等感人至深的詩篇。他在夔州離開自己住過的一所房屋時，也不能忘記以前常來自己院中打棗為食的鄰家老婦人，特意寫了《又呈吳郎》詩，囑托新主人對她應多加體諒。當然，更多的詩篇抒發了他對戰亂中的國家和貧苦大眾的強烈的憂念。只是，杜甫的情感，不像李白那樣奔泄而出，而是受到理智的節制。這一性格特點，直接影響杜甫的詩歌創作，就是：杜甫更喜歡、更擅長在嚴格的形式中，以精心選擇、反復錘煉的語言來抒發情感。
二、亂離時世的悲歌
杜甫早期作品留存數量很少。這些詩篇和時代的風氣相一致，充滿自信、帶有英雄主義的傾向，而同杜甫自己后來的作品有明顯區別。如《房兵曹胡馬》以“所向無空闊”、“萬里可橫行”寫馬，《畫鷹》以“何當擊凡鳥，毛血灑平蕪”寫鷹，都有不可一世之概。《望岳》詩起首“岱宗夫如何，齊魯青未了”，氣勢宏大；結句“會當凌絕頂，一覽眾山小”，富于展望，令人感覺到詩人雄心勃勃的精神狀態。隨著杜甫漸漸深入到苦難的現實，他的詩也變得沉重起來。但早期詩歌那種氣勢壯闊的特點，仍然保留著。
《兵車行》的創作標志著杜甫詩歌的轉變。由此形成并基本上貫穿了杜甫此后一生詩歌創作在思想內容方面的主要特征有四點：嚴肅的寫實精神；在忠誠于唐王朝和君主的前提下，對統治集團中的腐朽現象給予嚴厲的批判；對民生疾苦的深厚同情；對國家與民族命運的深沉憂念。
《兵車行》的開頭是一幅悲慘的圖景：“車轔轔，馬蕭蕭，行人弓箭各在腰。耶娘妻子走相送，塵埃不見咸陽橋。牽衣頓足攔道哭，哭聲直上干云霄。”接著把批判的鋒芒指向好大喜功的唐玄宗：“邊庭流血成海水，武皇開邊意未已！”詩中繼續寫到戰爭導致國內生產力的衰減：“君不聞漢家山東二百州，千村萬落生荊杞，縱有健婦把鋤犁，禾生隴畝無東西。”
最后借想象為那些無辜的死者發出悲憤的哭喊：“君不見青海頭，古來白骨無人收。新鬼煩冤舊鬼哭，天陰雨濕聲啾啾！”
在唐詩中，如此嚴肅地正視現實、具有深刻的批判精神的作品，以前還沒有過。而在稍后寫成的《自京赴奉先詠懷五百字》中，杜詩的批判精神又有進一步的發展。詩中既寫到自己忠于王朝和君主的不可改移的天性--“葵藿傾太陽，物性固難奪”，同時又對正在驪山行宮中肆意揮霍享樂的玄宗君臣提出責難：“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撻其夫家，聚斂貢城闕。”在這里，杜甫的筆已經觸及統治者與人民之間剝削與被剝削的根本性對立。
在杜甫的思想中，合理的政治應當表現為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之間的和諧：君主應當愛護人民，使之安居樂業，而人民則理所當然地應該忠誠和擁戴君主。然而事實上這僅是一種空想。他作為一個誠實的詩人嚴肅地面對現實時，不能不為此感到困苦。杜詩的名篇“三吏”、“三別”、就是很好的例子。這些詩作于乾元二年杜甫從華州去洛陽時。此前不久，唐軍在鄴城圍攻安史叛軍遭到大敗，形勢危急，唐軍為了守住洛陽、潼關一線，在民間拼命抓丁，連未成年人和老人都不能幸免。杜甫以敘事詩的形式描述了他親眼所見的悲慘情形。
從這些典型的憂國憂民之作中，我們可以更清楚地理解杜甫。
首先需要指出：“憂國”和“憂民”并不是很容易統一起來的事情。因為杜甫所憂念的“國”同李氏王朝的“皇綱”之存亡密不可分，這“國”首先是包括杜甫在內的統治階級的國，統治階級的成員依其地位高下從這個“國”中得到不等的利益；至于“民”尤其是貧困的勞動人民，即使他們的利益同這個王朝的存亡有一定關聯，他們也主要是犧牲者而不是得利者。而安史之亂就其根本的性質來說，是一場企圖改朝換代的軍事叛亂。雖然安史集團的頭領以漢化的胡族人為主，但民族矛盾的一面也不是主要的。可以說，普通民眾是被爭奪最高權力的兩大集團推進了血火之中。那么杜甫又怎樣來看待這個問題呢？先看他的《新安吏》：
客行新安道，喧呼聞點兵。借問新安吏：“縣小更無丁？”“府帖昨夜下，次選中男行。”“中男絕短小，何以守王城？”肥男有母送，瘦男獨伶俜。白水暮東流，青山猶哭聲。“莫自使淚枯，收汝淚縱橫，眼枯即見骨，天地終無情！”
讀到這里，我們感受到詩人對受難的人民的極其真實深切的悲憫之情。當他說出“眼枯即見骨，天地終無情”這樣悲憤的話時，他指出了一個慘痛的事實：民眾在這個世界上走到了絕路。沿著這個方向追問下去，會出現嚴重的問題：犧牲到最后的人民有無義務繼續為大唐王朝作出犧牲？而詩人就在這危險關頭收剎了他的筆，轉到另外的方向：
我軍取相州，日夕望其平，豈意賊難料，歸軍星散營。就糧近故壘，練卒依舊京，掘壕不到水，牧馬役亦輕。況乃王師順，撫養甚分明，送行勿泣血，仆射如父兄。
所謂官軍中勞役輕、官長愛惜士兵，并且似乎沒有什么危險，這恐怕是杜甫自己都不能相信的。但他只能這樣幻想，并以此安慰從軍少年和他們的家人。而歸根結蒂，他還是要求人民繼續為唐王朝作出犧牲。還有《新婚別》，寫一位結婚才一天的新娘送丈夫從軍，詩中既寫出她的悲哀：“君今往死地，沈痛迫中腸”，又以較多的筆墨描繪了這位女子“深明大義”的形象。她要丈夫“勿為新婚念，努力事戎行”，又說自己不能跟隨而去，因為“婦女在軍中，兵氣恐不揚。”我們不能說杜甫筆下的新娘不是真實的，但可以想象一定也有不愿自己的親人走向“死地”的婦女。而之所以選擇這一位新娘作為主人公，乃是從國家利益考慮。包括《垂老別》中那位“子孫征亡盡”而自己又被征去當兵的老人，他的遭遇可以說凄慘至極，詩人對他也確實充滿同情，但在篇末，他還是讓老人說出“何鄉為樂土，安敢尚盤桓”這樣偏向豪壯的調子。
總之，杜甫“憂國”，卻不能因此而泯滅良知，回避眼見的事實①；他“憂民”，卻又不能因此背棄唐王朝的根本利益，因此只能在尖銳的矛盾中尋找折衷的途徑。而這種折衷又是很勉強的，這使詩中表現出的情緒顯得非常痛苦。我們沒有理由苛責杜甫，作為封建時代的詩人，能夠如此嚴肅地正對現實，關懷人民，已是難能可貴。但在另一方面也要看到，在以后長期的封建社會中，他獲得“詩圣”這樣一個帶有濃厚道德意味的尊稱，也是有其深刻的原因的。
①如張巡、許遠在安史之亂中為堅守睢陽，以人為食，死者數萬，封建史家和正統文人對他們吃人這一點仍給予贊揚，這和杜詩的態度完全是另一回事。
在杜甫晚年，由于形勢越發不可收拾，自身的處境也日見窘迫，他對軍閥、官僚的橫暴、腐敗，態度變得更為尖銳嚴峻。雖然像《兵車行》和“三吏”、“三別”那樣細致描述的作品已經很少再有了，但以高度概括的詩歌語言所揭示的事實，卻別有一種震撼人心的力量。如《草堂》寫蜀中軍閥的叛亂和相互殺戮：“到今用鉞地，風雨聞號呼。鬼妾與鬼馬，色悲克爾娛。”--被殺者似乎仍在號哭，而他們的妻妾和馬，都面帶愁容供殺戮者取樂，這是一幅何等慘酷的圖景！又如《三絕句》中寫道官軍的殘暴：
殿前兵馬雖驍雄，縱暴略與羌渾同。聞道殺人漢水上，婦女多在官軍中。
時代的苦難被杜甫以焦慮和憤怒的心情一一記錄在詩中。但是，他對現實有什么辦法呢？他只能苦苦地告誡那些做官的朋友：“眾寮宜潔白，萬役但平均。”（《送陵州路使君赴任》）
他只能期盼皇帝的賢明：“誰能叩君門，下令減征賦？”（《宿花石戍》）他只能浩嘆：“安得務農息戰斗，普天無吏橫索錢！”
（《晝夢》）這些無奈的、固執的哀告，說出了受盡苦難的廣大民眾的心愿。
杜甫不只是一個時代的觀察者、記錄者，他本身的遭遇是同時代的苦難糾結在一起的。人們從他的詩篇中，可以清楚地看到這位誠實的、富于正義感和同情心的詩人，如何輾轉掙扎于漂泊的旅途，歷經饑寒困危，備嘗憂患。對于生活在動亂時代的人們，這一類詩格外具有感染力。如《月夜》，是杜甫在安史之亂爆發后困居長安時所作，抒發了詩人對被戰火阻隔的妻子的懷念：
今夜鄜州月，閨中只獨看。遙憐小兒女，未解憶長安。香霧云鬟濕，清輝玉臂寒。何時倚虛幌，雙照淚痕干！
當他逃至鳳翔后，有了機會去鄜州探家時，又寫出他的名篇《羌村三首》，錄第一首：
崢嶸赤云西，日腳下平地。柴門鳥雀噪，歸客千里至。妻孥怪我在，驚定還拭淚。世亂遭飄蕩，生還偶然遂。鄰人滿墻頭，感嘆亦歔欷。夜闌更秉燭，相對如夢寐。
詩中呈現一幅戲劇性的異常感人的場面。在那一場突發的大戰亂中，家破人亡是尋常事情，骨肉重聚反而似乎是不可思議的了。杜甫以準確生動的語言，把他們一家人重新相見時，彼此如在夢中、亦驚亦悲亦喜的復雜心情清晰地呈現出來，可謂感人至深。千百年來，它不知引發了多少人內心的共鳴！
正是因為個人的命運同時代的苦難糾結在一起，富于同情心和社會責任感的杜甫，常常從自身的遭遇聯想到更多的人、更普遍的社會問題。如在《自京赴奉先詠懷五百字》中，他由幼子的因饑餓而夭折，想到自己的家庭畢竟還享有某些特權，那些地位低下的“失業徒”、“遠戍卒”，又將如何掙扎下去呢？在《茅屋為秋風所破歌》中，他由自家茅屋被風雨吹破而致家人受寒凍，發出“安得廣廈萬千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的祈愿。這種寬廣的胸懷，是值得后人欽佩的。
杜甫的詩歌自古以來就有“詩史”的美譽。但應該指出：
詩歌并不會僅僅因為記載了某些史實就成為好詩。杜甫其實并非有意于史；他的那些具有歷史紀實性的詩篇，以及那些紀述自身經歷而折射出歷史面目的詩篇，乃是他的生命與歷史相隨而飽經憂患的結晶，是浸透著他個人的辛酸血淚的。后代有些詩人雖然也關注社會政治問題，但往往有意于史，所以他們的詩作難以像杜詩一樣引起我們的感動。
當然，杜甫的詩歌不盡是同當日的政治、社會問題相關聯的，也下完全是憂憤之作。他的作品題材其實很廣泛，尤其描繪山水風光自然景物的詩篇，在他的集子中占了很大比例。杜甫一生到過很多地方，吟詠美好的山川風光，為他多難的生活增添了許多樂趣。像西南一帶的景色，很多是因為有了杜甫的詩才開始為世人所知。有時，杜甫也會忘懷一切地沉浸在自然界種種細微的變化中，寫出諸如“細雨魚兒出，微風燕子斜”（《水檻遣心》）、“云掩初弦月，香傳小樹花”（《遣意》）那樣一類情味悠閑的詩句。畢竟，生活是多彩的，作為詩人，無論如何也不會失去對優美事物的興趣。
三、杜甫詩歌的藝術成就
杜甫是一位富有創造性的詩人。比較而言，李白的詩天然涌發、飄逸而不可摹仿；杜甫的詩則千錘百煉、苦心經營，可以為人典則。就這一點來說，杜詩對后人的影響比李白要大。
杜甫的詩歌類型眾多、風格也富于變化。其原因主要有二：一是杜甫的詩歌應用范圍極廣。他不僅用詩歌來敘事抒情，還用來寫人物傳記和自傳、書信、游記、政論、詩文評，幾乎無所不能。不過這也帶來部分詩歌偏向于理性化的問題。
二是杜甫對前代詩歌的態度比較寬容，主張“轉益多師”而不輕易否定。比如對南朝詩，杜甫雖亦有所批評，但卻不曾像李白那樣大言“自從建安來，綺麗不足珍”（《古風》之一）。他對庾信、何遜、陰鏗等眾多六朝作家，都能誠心地肯定和汲取其長處，從而豐富了自身的創作。這一點元稹在為杜甫寫的墓志銘中曾強調地指出。
杜甫善于運用各種詩歌體式。他的五、七言律詩和五、七言古體詩，在唐代都是第一流的。七言絕句雖不如李白、王昌齡那樣杰出，但也有自成一家的特色。只有五絕，數量較少，成就亦稍為遜色。在杜甫的詩歌中，有幾種類型特別具有獨創性，也最能夠代表他對中國詩史的貢獻，我們分別加以介紹。
一類是用五言古體形式寫成的自敘性的詩篇，《自京赴奉先詠懷五百字》、《北征》是其中最著名的代表作。這類詩大都篇幅較長，往往是融寫景、敘事、抒情、議論于一體，能夠表達相當復雜的內容。如《北征》詩長達七百字，敘述作者自鳳翔至鄜州探家的一路經歷和所見所思，沿途的景物、戰亂的瘡痕、對國家命運的憂慮、對個人遭遇的感慨、與家人重聚的情形等多方面內容交織在一起，情緒起伏變化，充分表現了杜甫當時復雜的心理。這類詩是從辭賦體變化而來的，帶有明顯的散文成份。宋代詩歌有“以文為詩”的傾向，顯然受到杜甫這一類作品的影響。但在杜甫詩中由于感情濃郁厚重，仍有足夠的力量支撐如此長篇，而不致失去詩的特性。
一類是以《兵車行》、《麗人行》、“三吏”、“三別”為代表的既有七言古體、又有五言古體的敘事詩。這一類詩實際是古代樂府民歌的流變，但杜甫打破慣例，不用樂府古題而“即事名篇”（根據所敘事實命名），這樣就更能夠反映現實，更富于生活氣息。這一創造，直接導引了中唐以元稹、白居易為首的“新樂府”運動。從敘事藝術來看，這些詩善于描繪人物形象，尤其是運用對話來表現人物個性，在中國古代敘事詩的發展過程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再有一類是七律。杜甫在這方面的成就，對中國詩歌藝術作出了巨大貢獻。在杜甫以前，七律多用于宮廷應制唱和，這類詩內容貧乏，其語言亦平緩無力，而在這以外，佳作也為數不多。到了杜甫，不但在聲律上把七律推向成熟，更重要的是充分發展了這一詩歌形式所蘊涵的可能性。七律同五律一樣，是固定的詩型。但杜甫利用它比五律稍大的篇幅，使之能包含相當大的容量；在語言節奏方面，雖然七律每句只比五律多二字，但經過杜甫的精心調節，卻可以產生多種多樣的變化。于是，七律成為一種既工麗嚴整，又開合動蕩，具有獨特的藝術表現力的詩型。試看他的名作《秋興八首》之一：
玉露凋傷楓樹林，巫山巫峽氣蕭森。江間波浪兼天涌，塞上風云接地陰。叢菊兩開他日淚，孤舟一系故園心。寒衣處處催刀尺，白帝城高急暮砧。
詩寫巫峽的秋聲秋色，美麗而蕭瑟，壯闊而陰郁，以此襯托出孤獨的詩人形象。整首詩既有力度，又非常精致，給人以豐富的感受。而有時候，杜甫為了追求特殊的效果，又把古體詩的句式、音調錘進律詩，人們稱之為“拗律”。如《白帝城最高樓》：
城尖徑仄旌旆愁，獨立縹緲之飛樓。峽坼云霾龍虎臥，江清日抱黿鼉游。扶桑西枝對斷石，弱水東影隨長流。杖藜嘆世者誰子？泣血迸空回白頭。
在這首詩中，第二句和第七句語法完整，不避虛詞、代詞，都是古體詩的散文化句式（通常律詩的句子比較緊縮）。尤其第七句是上五下二的節奏，在第五字“者”處形成很強的停頓，然后引出悲愴而有力的末句。從聲律來說，這首詩每一句第五字的平仄都和律詩規定的平仄相反；而且對仗的三、四句和五、六句，句尾都是三仄聲對三平聲，起伏感很強，具有古風的特征。這樣，作者打破了律詩固有的平衡、和諧，于拗折中求得獨特的韻味，借以表達自己不平靜的心情。這種借聲調和句法的拗折來抒發某種特殊情緒的手段，后來在宋詩人黃庭堅那里被廣泛運用。
杜甫對于詩歌的語言非常重視，他毫不隱諱地宣稱：“語不驚人死不休。”（《江上值水如海勢聊短述》）他的努力，也確實取得了驚人的成就。可以說，杜甫把中國古典詩歌語言的表現力，提高到一個新的階段。
杜詩語言的功力，表現為兩種不同的情況。一是句式、詞匯并不特別，但由于寫得準確有力，而給人以強烈的感受。如《羌村》中“妻孥怪我在”，讀起來是很平常的句子，但它刻畫出妻子見丈夫仍在人世、剎那間竟感到奇怪的神情，成為驚心動魄的一筆。又如《江亭王閬州筵餞錢遂州》中“老畏歌聲斷，愁隨舞曲長”，也不是很特別的句子，卻很充分地寫出了詩人觀賞歌舞時潦倒愁悶的心情。另一種情況就是用不尋常的語言和修辭手法，造成新鮮的、能夠激活讀者心理感受的形象。譬如杜甫的寫景詩句，常把表示色彩的字放在開頭，然后用一個動詞引入實物，像“青惜峰巒過，黃知橘柚來”（《放船》），“碧知湖外草，紅見海東云”（《晴》），“綠垂風折筍，紅綻雨肥梅”（《陪鄭廣文游何將軍山林》）等。這樣寫來，既醒目又能表現出情感的流動。古人煉字，有“詩眼”之說，即一句詩中有一個字特別警醒，使全句皆活。杜甫這方面的長處尤其為人欽服，贊為一字之下，后人無法更易。像“風起春燈亂，江鳴夜雨懸”（《船下夔州郭宿雨濕不得上岸別王二十判官》）的“亂”和“懸”，“星垂平野闊，月涌大江流”（《旅夜書懷》）的“垂”與“涌”，“萬姓瘡痍合，群山嗜欲肥”（《送盧十四弟侍御護韋尚書靈櫬歸上都二十四韻》）的“合”與“肥”等，不勝枚舉。至若《秋興》中“叢菊兩開他日淚，孤舟一系故園心”，動詞“開”和“系”都關聯兩項事物，更是精巧絕倫。
杜甫詩歌的藝術風格多種多樣，最具有特征性的、也是杜甫自己提出并為歷來評論者所公認的，是“沉郁頓挫”（《進雕賦表》）。所謂“沉郁”，主要表現為意境開闊壯大、感情深沉蒼涼；所謂“頓挫”，主要表現為語言和韻律屈折有力，而不是平滑流利或任情奔放。形成這種特點的根本原因，是杜甫詩歌所要表達的人生情感非常強烈，而同時這種情感又受到理性的節制。他的思慮常常很復雜、心情常常很矛盾，所以他需要找到恰當和適度的表達方法。這樣，使得詩中的情感之流成為有力度而受控制的涌動。
杜甫是一位集大成和承前啟后的詩人，清代葉燮《原詩》中說：“杜甫之詩，包源流，綜正變。自甫以前，如漢魏之渾樸古雅，六朝之藻麗秾纖、澹遠韶秀，甫詩無一不備。然出于甫，皆甫之詩，無一字句為前人之詩也。自甫以后，在唐如韓愈、李賀之奇奡，劉禹錫、杜牧之雄杰，劉長卿之流利，溫庭筠、李商隱之輕艷，以至宋、金、元、明之詩家，稱巨擘者，無慮數十百人，各自炫奇翻異，而甫無一不為之開先。”這樣說，不無夸張之處，但杜甫善于總結前人經驗和善于創造，而開啟了后代眾多詩家、詩派，卻是無疑的事實。
和杜甫同時、作品也注重反映社會情況的詩人是元結。但他的文學成就遠不能與杜甫相比，他對詩的看法也很有些偏頗。在這里我們對他作一簡單的介紹。
元結（719-772）字次山，洛陽（今屬河南）人，天寶十二載（753）進士，曾任山南東道節度參謀、道州刺史。有《元次山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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