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日軍發動“盧溝橋事變”，平靜的生活被徹底打亂，梁思成只得帶著夫人林徽因和兒子梁從誡南下，在離重慶三百多公里的李莊落腳。1944年夏，抗戰形勢扭轉，進入戰略反攻階段。這天，幾個陌生人忽然出現在梁思成面前，他們奉盟軍司令部之命，前來邀請梁思成商議大事。聽明來意，梁思成二話不說，立即乘竹筏從水路出發，來到重慶。司令部早已等候多時，梁思成甚至來不及喝口水，一張軍用地圖已擺在面前。盟軍正在準備大規模轟炸日軍，為保護敵占區的古建筑不至于毀于炮火，所以專門把他接來請教。梁思成手拿著紅筆，在地圖上仔細圈點，每個重要部位都做了明示標記。圈點完畢，當他交還地圖時，稍作沉思，忽然說：“我還有個建議，希望另外兩個城市也能得到保護，但不在中國。”美國人感到奇怪，問他是哪兩個城市。他說：“日本的京都和奈良！”這是日本最負盛名的兩座古城，古建筑林立。話一出口，所有人都大感意外，覺得不可思議。當時兩國交戰，正是你死我活之時，對于梁思成這個建議，就連司令部也不敢擅自做主。次年夏天，日軍兵敗如山倒,卻仍在垂死掙扎，拒絕投降。為打擊日軍的戰爭潛力，早日結束戰爭，盟軍在太平洋上集結重兵，對日本本土發起了持續大規模的戰略轟炸，直到日本宣布投降。在連綿的炮火籠罩之下，日本國內幾乎只剩下了廢墟，唯有兩個城市幸免于難--京都和奈良。盟軍最終聽取了梁思成的建議！文化遺產是全人類共同的財富，大師的胸襟令人敬佩,日本人尤其心存感激，都說梁思成是古都的恩人。后來，梁從誡赴日本演講，談及此事，眼眶濕潤地說：“父親當時做出這個決定是不容易的，我們家有兩個親人都犧牲在抗日前線！”臺下鴉雀無聲,無不動容。--摘自《思維與智慧》
“林徽因絕望地問道：‘為什么經歷了幾百年的戰亂和滄桑，在解放前夕還能從炮口下搶救出來的古城，反而在新中國的和平建設中要被毀棄呢？為什么我們在博物館的的玻璃櫥里精心保存幾塊殘磚碎瓦，同時卻把保存完好的世界上獨一無二的古建筑拆得片瓦不留呢？’
近期《百家講壇》，閻崇年先生正在講述“明亡清興六十年”。其中談論攝政王多爾袞的六功六過時，六功的第一條是“遷都北京，保護故宮”。說的便是明清交迭時，在多爾袞的保護下，古老的北京城也僥幸地保留下來，而不是像從前，逃脫不了舊都被毀的命運。
“當年，梁思成在痛感自己無力保護古老的北京城時，曾沉痛地說過：‘五十年后，你們會后悔的。’五十年過去了，如今北京城市發展的事實，已經回答了當年的爭論。”--（《林徽因》，張清平著）
人們經常以無比欽佩的心情提及梁思成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為保護日本古都奈良和京都所做出的努力。而這對于梁思成和林徽因夫婦來說的確是難以想象的舉動。林徽因的弟弟是中國空軍的飛行員，在一次與日機格斗中為國捐軀。身處國恨家仇之中的梁思成仍然以“一個冷靜的歷史主義者，一個立足于人類而擁抱文化的‘世界主義者’”作出了這一令侵略者汗顏的舉動，致信美國軍方，希望他們能夠為全人類留下這兩座古城。日本古建筑學者福山敏男先生這樣說：“梁思成先生是我們日本的大恩人，是他在二次大戰中向美國提出了保護奈良和京都的建議，我們的古都才得以免遭濫炸而保存下來。我們永遠不會忘記他。”--摘自《感悟學人梁思成》，作者張偉。
1924年，瑞典學者喜仁龍在其所著的《北京的城墻和城門》中為我們留下了關于北京墻城門詳實的記錄。（幾十年后，永定門城樓的復建工程中，當年喜仁龍帶領中國技術人員繪制的北京城門圖冊，是重要的參考價值之一。今天的《重現老城門》說的）
下面只是其中的兩個“鏡頭”：
“無論從哪個方向觀看，西直門都顯得氣象不凡。沿通往城門的寬闊街道接近城門時，遠遠就可以看到聳立于一片樣式相同的低矮建筑之上的巍峨門樓……從城外接近此門時，但見方型甕城和箭樓在四周赤裸的地面上拔地而起，頗具城堡氣概，給人留下深刻印象……乘著飛馳的汽車經由此門前往頤和園和西山參觀的游人，到了這里會不由自主地降低車速，慢慢駛過這個脆弱易逝的古老門面，因為，這些城門比起頤和園和臥佛寺來，畢竟能夠提供關于古老中國日常生活更為真切的印象。”
“從西側，全部建筑一覽無余，使你可以看到永定門最美麗、最完整的形象。寬闊的護城河邊，蘆葦挺立，垂柳婆娑。城樓和弧型甕城帶有雉堞的墻，突兀高聳，在晴空的映襯下顯出黑色的輪廓。城墻和甕城的輪廓線一直延續到門樓。在雄厚的城墻和城臺之上，門樓那如翼的寬大飛檐，似乎使它直插云霄，凌空欲飛。這些建筑在水中的側影也象實物一樣清晰。每當清風從柔軟的柳枝中流過時，城樓的飛檐等開始顫動，垛墻就開始晃動并破碎……”
“諷刺的是，京都這牧歌式的庭院氛圍據說還是拜一個中國人--梁思成所賜，他在地圖上標明了主要建筑的位置，避免了美國飛機的轟炸。最近有新聞說京都要立梁氏的銅像，聽到這個消息我不但沒覺得高興，反倒好像重重挨了一記耳光，因為在我看來，梁氏當年極力想保護的北京城被拆得如此七零八落，和京都相比猶如一塊凄慘的文化沙漠。……我想那種無奈一定是寒徹骨髓的，自己的文化被鄰居拿去后變成了真正的精神資源，而我們卻通過破壞自己源遠流長的文明不斷作踐自己，在這種自殺式的自我閹割式狂歡中還冠冕堂皇地大談“民族振興”，“振興”的標準據說是因為某個國力指標超過日本。可在我看來，“北京”和“京都”比，就像一個敗家子把自家房子拆了，搭了一個劣質的仿造品，還硬說是文明的再造和“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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