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論唐代懷鄉思親詩興盛的原因(教師中心稿)

發布時間：2016-7-2 編輯：互聯網手機版

董寒宇

“春風夏雨秋月夜，唐詩宋詞漢文章”，就文學成就而言，詩歌無疑是唐代最繁盛的文學樣式，而且內容廣泛，情真意切。在中國歷朝各代，唐代無疑也是詩歌發展的最鼎盛期。宋人嚴羽在《滄浪詩話》中說：“唐人好詩多是征戍、遷謫、行旅、離別之作，往往能感動激發人意。”而思鄉詩正是這些作品中“能感動激發人意”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一)

我國詩歌源遠流長，作為詩歌的一個組成部分的思鄉詩從一開始就作為一股強大的思潮反映出來。從文學史的角度看，最早的當數《詩經》中關于戰爭和王事的鄉愁。《陟怙》寫一個服役遠征的士卒思念父母兄長的心情，愁腸百結，情意深摯，從一個側面反映了廣大人民對黷武戰爭的不滿情緒。《東山》寫一個戰士服役期滿，還鄉途中想象家中荒涼殘破的景象和夫妻團聚后的幸福情景，委曲周到，凄婉動人，表達了古代勞動人民對和平生活的向往，是一篇藝術性較高的作品。王禎在《漁洋詩話》中說它“寫閨閣之致，遠歸之情，遂為六朝唐人之祖。”

西漢武帝時為聯合烏孫國抗擊匈奴，以宗室劉建之女細君為公主下嫁昆莫。離家萬里，而昆莫又老，語言不通，生活習慣很難適應，因此而作《悲愁歌》，抒發自己遠嫁異域的哀傷和懷念故土的憂思。

東漢末年，思親詩在詩壇上占比較重要的地位。主要原因是社會動亂，戰爭頻仍，征人背井離鄉，百姓流離失所。王贊的《雜詩》“朔風動秋草，邊馬有歸心”，生動地表現了一個久在戍邊的戰士懷鄉思歸的心情，而王粲的“荊蠻非吾鄉”則以荒涼的筆調傾訴了時代給詩人心靈上造成的憂傷和痛苦。蔡琰的《悲憤詩》則把一個流落異域，無時不在思念故土、親人的詩人的強烈感情淋漓盡致地訴諸于筆端：“感時念父母，哀嘆無窮已。”

梁陳時代多浮艷詩風，但是北周以后，出于政治原因，一些詩人的懷親詩也以蒼涼剛勁的詩風表現了出來。楊慎在《升庵詩話》中這樣說：“《重別周尚書》云：‘陽關萬里路，不見一人歸，惟有河邊雁，秋來南向飛’，唐人絕句，皆效仿之。”把庾信提到一個很高的地位，通過人雁對比，抒發了自己對故國的深切懷念和南歸無望，人不如雁的感慨。

薛道衡的《人日思歸》把他推上了隋代思鄉詩的至尊寶座。詩曰：“入春才七日，離家已二年。人歸落雁后，思發在花前。”詩人抓住“雁后”“花前”這些形象事物，深刻地寫出自己思念故鄉，急切思歸的心情，委婉含蓄，頗近唐人五絕。

唐代是我國思鄉懷親詩最興盛的朝代。它以數量之多，質量之高，獨領歷朝各代思鄉懷親詩之風騷。翻開《全唐詩》，在每位詩人的名下都可以找到質量上乘的思鄉懷親詩，或是纏綿哀怨，或是悲苦憂傷，還有的深沉感慨，大都情真意切，凄苦感人。

岑參是唐代著名的邊塞詩人，曾幾度出塞，久居幕府，對邊疆的生活十分了解。一方面，他描寫邊塞的壯麗風光，另一方面，他控訴唐政府的窮兵黷武，抒寫邊塞戰士的思鄉懷親之情。見到東去的渭水，想到遠在秦川的故鄉親人：“渭水東流去，何時到澭州，憑添兩行淚，寄向故園流。”（《渭水思秦川》）詩人用憑添兩行眼淚，隨水流向故園，來表達自己思念故鄉的情愫，形象而又深刻。

因政被貶，遠居邊荒，因之而成的思鄉懷親詩在唐代思鄉詩中占很大部分，也因此造就了一大批詩人。沈佺期、宋之問在初唐詩壇上起初是以宮廷詩出名的，內容空洞，形式華麗。但是在離開宮廷流放以后，則顯出悲涼蒼勁的味道，特別是懷親詩。如：

聞道黃龍戍，頻年不解兵，可憐閨里月，長在漢家營。少婦今春意，良人昨夜情。誰能將旗鼓，一為取龍城。――沈佺期《雜詩》

逍遙樓上望鄉關，綠水泓澄云霧間，北去衡陽二千里，無因雁足系書還。――宋之問《登逍遙樓》

前者寫思婦的哀怨，內含反對黷武之意，后者寫流放的感情，回蕩著萬事俱備的悲意，桂州北距衡陽二千余里，想托鴻雁捎封家書亦不可得，其思鄉之苦，不言而喻。

此外，呂溫因出使懷鄉而寫的《吐番別館月夜》，孟郊因求仕而客居他鄉而作的《渭上思歸》以及久在官位而不能歸家，因之而成思鄉詩比比皆是。唐代思鄉詩走上了最高峰。

到了宋代，詞得到了高度發展和繁榮。在宋人筆下，往往比較重大的題材才用詩去寫，而懷鄉思親之類的充滿感情的大都用詞來抒寫。因此，盡管宋代詩的數量比唐代高出幾乎兩倍，但懷鄉思親詩卻遠不及唐朝。

宋朝著名的懷鄉思親詩大多是政治家所寫。在他們的政治生涯中，時常有被冷落遭貶謫的時候。這時的詩往往流露出對家中親人的思念，對故鄉思念的情緒。歐陽修的《宿云夢館》流露出對妻子的思念之情，王安石的《泊船瓜洲》則是在新法推選過程中遭到種種責難和攻擊，而對政治生出厭倦之情，思鄉情緒逐漸增長時寫出的一首詩。

明清兩代，詩歌處于衰落狀態，但是思鄉詩比宋代都有所發展，而且富有特色，深切感人。王間《贈吳之山》詩：“看君已做無家客，猶是逢人說故鄉。”沈德潛評論說：“其聲凄以哀。”金城的《江行》“十年足跡渾無定，莫更逢人問故鄉。”不問故鄉，而鄉思更覺凄苦。袁凱《客中夜生》：“落葉蕭蕭江水長，故園歸路更茫茫。一聲新雁三更雨，何處行人不斷腸。”落葉蕭蕭，觸動詩人歸思，但歸路茫茫，回歸無望，夜雨聲中，又傳來一聲雁叫，更使詩人愁腸欲斷，歸思難收。

黃景仁《別老母》：“慘慘柴門風雪夜，此時有子不如無”，則更讓人感到凄涼、沉痛。

中國歷史上各朝歷代，懷鄉思親詩之所以都感人至深，這是與中國傳統文化密切相連的。

（二）

中國歷朝歷代的思鄉懷親詩之所以如此豐富，是與傳統的中國文化密切相關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由家而國，投身政治是士人自我實現的必由之路。不僅功名之人，農工商兵等各種人，因各種原因事由都免不了要求遠游，遠游暗伏著可能的曲折和阻礙。中國人陷入游的困境，處于漂泊的狀態，其情感的反應定式一般是懷鄉思親。農業社會的安樂庭院，老幼井然的家庭秩序，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和婦順的倫理溫情，從生活方式到觀念形態，中國人的家都有很重要的地位。對漂泊的游子，家是最值得思念之處。是最大的心靈安慰。

中國文化強調“和”為貴。但是，中國封建統治者為了擴充疆域卻提倡獎勵耕戰，軍功重賞。在功名的刺激下，發揮出了戰士雄風：“豈曰無衣，與子同胞。王于興師，修我戈矛，與子同仇。”(《秦風無衣》)由此而始，功名和鄉愁就構成了中國人戰爭心態的兩極，對待戰爭的情感意緒就在這兩極中反復波動。《樂府詩集》所收《隴頭水》一題，其基本主題有二：一是從軍去鄉之思，一是報君赴國難氣節。唐代是中國文化把戰爭的榮譽抬得最高的時代。在知識分子中間普遍形成從軍熱。如陳子昂、楊炯、高適、李白、王昌齡、李益等。包括在人們的印象中很反戰的杜甫也受時代潮流的感染：“男兒生此間，及壯當封侯……少年別有贈，含笑看吳鉤。” “拔劍擊大荒，日收胡馬群，誓開玄冥北，持以奉吾君。(《后出塞》)

但是就是在這些壯懷激烈的人自己身上，也同時還存在有既深且厚的鄉愁和思婦之怨：

但見沙場死，誰憐塞上孤。――陳子昂《感遇其三》

羌胡無盡日，征戰幾時歸。――高適《薊門五首》

何日平胡虜，良人罷遠征。――李白《子夜吳歌》

琵琶起舞換新聲，總是關山別離情。撩亂邊愁聽不盡，高高秋月照長城。

　　　　　　　　　　　　　　　　　　　　――王昌齡《從軍行》

回樂峰前沙似雪，受降城外月如霜，不知何處吹蘆管，一夜征人盡望鄉。

　　　　　　　　　　　　　　　　　　　　――李益《受降城聞笛》

戰爭的激情由功名激起，是治國平天下之一途，有儒家自我實現理想的基礎，也有“家庭倫理”支持，“揚身之名，以顯父母，孝之終也”。但戰爭對士人畢竟是一條冒險的功名之路，“年年戰骨埋荒外”，“一將功成萬骨枯”，而且并非都能成功。對百姓和一般軍士而言，則更多的是苦難。如果說，初、盛唐戰爭文學的主調偏在功名一極，那么，中、晚唐的主調，則轉為偏在鄉愁這一極了。鄉愁比起功名來，有更深更厚的文化基礎，在以倫理為中心的中國文化中，文化情感對戰爭的反映必然是一種鄉愁的主調，這種主調不僅有普遍的民眾基礎，也是普遍的士人的意識。特別是功勛未立的有志者，這種鄉愁意識更令人不堪。進不能進：始終未能解除外敵威脅，功名未成；回不能回：回，作為有志者，也應是凱歌歸朝，衣錦還鄉，無功而還，有辱臉面。不僅是客觀原因（命令）不能回，主觀上，自己也不愿就這樣回。情感與理智，愿望與責任，常人之情與榮譽之心交匯成一種深沉的鄉愁，以鄉愁之心觀物，物也皆染上鄉愁。如果再是在秋天，草本繁響，萬物凋零，大雁南飛，和著悲涼的號角，借酒澆愁的時候，鄉愁是令人不堪的。這種不堪反映在文化上，便是邊塞詩中的懷鄉思親部分。

（三）

由羈旅他鄉感懷而作也是思鄉懷親詩的一種重要組成部分。

羈旅是多類型的。大而言之，有事游，宦游，客游。

事游，一般為不情愿的。岑參《逢入京使》可以作為事游的一個代表。這是《詩經》因王事、行役離家遠行而懷鄉思親詩的繼續。這種事游的鄉愁兩千年來從未消失過。

故國東望路漫漫，雙袖龍鐘淚不干。馬上相逢無紙筆，憑君傳語報平安。

這種思鄉之苦，情緒的悲愁哀傷，只有遇到入京使者，并托使者給家中帶個平安口信時，才得以稍稍平復，而以此顯示出的對家鄉親人的思念以及無可奈何之情，卻躍然紙上。

客游，即為游而游。這種游，好象無目的，其實有目的。孟子說，修身要養浩然之氣。這種氣，不僅要在家里養，而且要到外面去養。一向信奉儒家文化的中國士人，對圣人、亞圣一向是信而不疑的，再加上后代人的注釋、詳解，擴而廣之，更為士人們走出家門，推波助瀾。他們信奉有志之人，應該讀萬卷書，行萬里路。在唐代，游歷是取得聲望的普遍方式。李白就是先游成都、峨眉，又“仗劍去國，辭親遠游”，出川到洞庭、湘水，再經江夏、金陵到揚州，再轉入吳越，復回江夏，到安陸，認識許多名人，自己也有了很大名聲，才開始找人引薦自己，以投身政治，治國平天下。杜甫也是先后到吳越、齊趙作了數十年的漫游，才到長安參加考試并向達官貴人投遞詩篇，以求引見。這種游就其實質來講還是宦游的一部分。這種宦游，具有更多的豪氣，更能表達儒家思想在人們心靈中的深度：

自謂頗挺出，立登要路津，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杜甫《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

二十解書劍，西游長安城。舉頭望君門，屈指取公卿。――高適《別韋參軍》

仰天大笑出門去，我輩豈是蓬蒿人。――李白《南陵別兒童入京》

當然這更多的是讀書人的主觀愿望，客觀現實并不象他們想象的那么美好。入仕從政并不如他們所想象的那樣容易。杜甫、高適、李白到長安后都是一再碰壁。他們中的絕大多數是“負志而往，受阻而悲”。進，不能在政治上結成新的君臣關系，歸，也有很多阻礙，一腔猶豫心情。男兒是應當治國平天下的。羈旅在外，有很重的鄉愁，但不僅僅是鄉愁，只是因為在困苦之中，心靈中能夠出現的溫暖，往往是昔日家中的溫暖。李白的《靜夜思》便在這種境況下出臺了。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舉頭望明月，低頭思故鄉。

當時李白25歲出川，東游淮揚，不到一年，散金三十余萬，竟至囊篋空虛，又得了一場大病，躺在客店里，見明月而思故鄉。俞陛云《詩境淺說續編》評說：“前兩句，取喻殊新，后兩句，在舉頭低頭俄頃之間，頓生鄉思。良似故鄉之念，久蘊懷中，偶見床前明月，一觸即發，正見其鄉心之切……”

由未仕不遇而羈旅他鄉，是不同于上述宦游的另一種方式，這是與當時的社會現實密切相關的。

唐承隋制，采取科舉制度，普遍地吸收中下層地主階級出身的知識分子參加政權，并以詩賦取士，在京城、州、縣廣設學校，作為知識分子在應舉前學習的地方。唐代帝王，自唐太宗以來，即重視文學，愛好詩歌，先后設立文學、弘文兩館，招延學士，其中都是當時著名的作者或詩人，他自己也喜歡作詩，并和詩人們唱和。受他的影響，唐代多數的帝王如唐高宗（李治）、武則天和唐玄宗，以及唐憲宗（李純）、唐穆宗（李恒）和唐文宗（李昂）等，都有著類似的作法。據史書記載，白居易死時，唐宣宗（李忱）還親自作詩吊他，對他加以贊揚。由于最高統治者對文學的提倡和對詩人的重視，并在制度上規定以詩賦取士，甚至有一個時期明確規定“非進士科不得入宰相位”，這就必然會吸引大批的仕人來走科舉這條道路。

但是，唐代科舉名目繁多，隨時不同，其中明經一科規定“試文之時，獨令口問，對答之失，覆視無憑”，因此，不負責任之主司，便不難徇情作弊。

在唐代科舉名目中，進士為最。“進士大抵千人得第者百一二，明經倍之，得第者十一二，大抵錄取進士之數，平均每年總不過三十，故當時人稱，三十老明經，五十少進士。”（《通典選舉三》）

從客觀方面說，人情都貴難而賤易，社會上當然輕視明經等名目，同時，進士所習能適應于上層工作，仕途上應易于進展，從主觀方面說，人如果志氣低下，不肯奮斗，就會相繼走向明經類一途，反之，志趣高尚者，則雖在寒門，亦必力爭上游，不甘落后。大多中下層地主階級都希望通過科舉走向仕途，因此他們大多志向遠大，而且志趣高遠，大多涌向了進士科一途，猶如萬馬千軍共過獨木橋，其危險程度可想而知。并且和其他王朝一樣，唐代也處在封建時代，政治大多為反動勢力所把持、籠罩。主司常被他們支配，因此，中進士的大部分是膏粱子弟，“六年崔瑤知貢舉，牓出率皆權豪子弟”，（語林三）“又咸通中以前中，孔數家憑勢力，每歲主司為其所制”，（語林三）“職是之故，當時進士名額被舊族、公卿子弟占去不少，其著者，風閣王（易從）家自武后主大中朝有進士十八人”，（舊唐書一七八）“范陽盧氏自興元元年甲子起，至乾符二年乙未止，除停舉二年外，九十年中登進士者一百一十六人”(語林四)，如此等等，不勝枚舉。

寒門力爭上進與權臣主掌職權決定了大批求仕仕人不能被錄取。但是他們并不承認這種事實上存在的不平等，仍在年復一年地攻讀考試。久而久之，盤費耗盡，或是流落街頭，或是病倒客棧，因景生情，感物有思，筆端蹣跚出的大多是由思鄉而感失意的詩篇。

戎昱《長安秋夕》中秋夕個人寂寞愁悶的心境與自己夢中回家樂趣的描寫表現出了詩人羈旅長安時的凄涼處境和思念故鄉的心情。

八月更漏長，愁人起常早。閉門寂無事，滿院生秋草。昨宵西窗夢，夢入荊南道。遠客歸去來，在家貧亦好。

孟郊在進士及第前，也長期客居長安。在這其間，他曾寫過《渭上思歸》，其后兩句“家在吳楚鄉，舊寄東南坡”，與岑參“憑添兩行淚，寄向故園流”同一感慨。

在這類人中，顧非熊可以說是一個比較典型的人物。《全唐詩》說顧非熊困舉場三十年，到穆宗長慶中才登進士第。《秋夜長安病后作》就表現詩人困居長安，思歸故里的寂寞心情：

秋中帝里經旬雨，晴后蟬聲更不聞。牢落閑庭新病起，故鄉南去雁成群。

(四)

唐代之所以是一個多民族的疆域廣大的國家，與它的拓邊戰爭緊密相連。剛一建國，唐太宗就與周邊的吐蕃、回紇等少數民族展開了戰爭，后來又伐高麗，使邊地的人民背井離鄉，流離失所。公元755年，安祿山在范陽起兵，安史之亂爆發，人民更是家無寧日，到處奔波流浪，社會經濟出現了不景氣的現象。自唐代開國以來，一個半世紀中所建設起來的社會文化基礎也在戰爭中遭到嚴重的摧殘，出現了“白骨成丘山”“路衢唯見哭，城市不聞歌”“積尸草木腥，流血川原丹”的慘狀，特別是唐末，李唐王朝在內外關系上都出現了深刻的矛盾。中央政權與割據一方的藩鎮政權既形成對抗的局勢，不斷發生戰爭，藩鎮與藩鎮之間也時常發生互相兼并、互相侵奪的軍閥混戰，唐朝和西北、西南各民族也不時發生戰爭。中央政權的最高統治集團內部也出現了極復雜的斗爭。中央和地方，皇室和宦官，新舊官僚為了鞏固各自的權力，爭奪各自的利益，都必須加強對人民特別是對農民的剝削和榨取，以供應他們浩繁的軍費和奢侈享樂生活的開支，從而階級矛盾日益尖銳和復雜，于是農民起義不斷爆發，特別是874年，王仙芝、黃巢領導的農民起義，把革命戰爭推向了最高潮，883年，朱溫起義反唐，又把黃巢趕出了長安。

綜觀歷史，整個唐代社會戰火未熄，詩人們為躲避戰亂，到處奔波，親人離散，天各一方。這也是懷鄉思親詩發展繁榮的一個重要原因。唐肅宗乾元二年，安史之亂尚未平息，杜甫在秦州懷念戰火中的家鄉和遠在山東各地的幾個弟弟，寫下的著名的《月下憶舍弟》一詩：“有弟皆分散，無家問死生。寄書長不達，況乃未休兵。”表達了詩人對家鄉、兄弟的深切思念和無限憂慮之情。《春江夕望》是盧綸為躲避安史之亂而客居湖南時寫的：“洞庭芳草遍，楚客莫思歸。經難人空老，逢春雁歸飛。東西兄弟遠，存沒友朋稀。獨立還垂淚，天南一布衣。”首聯說春天已到洞庭，自己可不要想家。口中說“莫思歸”，實際上詩人歸思正切。中間四句寫戰亂中詩人的不幸遭遇：功業無成，有家難歸，兄弟離散，故人日稀。字里行間隱含著無限的悲憤和哀傷。最后兩句詩人獨立天南，望鄉垂淚，形象鮮明感人。

(五)

由于唐代社會出現了空前繁榮的局面，因此，政治、經濟、文化諸方面也日趨復雜，發展到一定階段，沖突不可避免地顯現出來。于是黨派之爭也端倪畢現。隨之而起的官場升沉也空前明顯。貶謫詩也堂而皇之地占據了詩壇很重的一塊地盤。

貶謫詩一般表達對人生遭遇和個體生命的感懷悲嘆，其中的悲傷意緒很大一部分表現為濃郁強烈的思鄉懷歸之情，以鄉國的真摯懷戀，對人生終極歸宿的殷切向往，進一步染濃了貶謫這塊主悲主怒領地的悲劇氣息。

江人授衣晚，十月始聞砧。一夕高樓月，萬里故園心。――白居易《江樓聞砧》

問春從此去，幾日到秦原？憑寄還鄉夢，殷勤入故園。――柳宗元《零陵早春》

旅情偏在夜，鄉思豈惟秋？每羨朝宗水，門前盡日流。――劉禹錫《南中書來》

夢覺燈生暈，宵殘雨送涼。如何連曉語，只是說故鄉。――韓愈《宿龍宮灘》

朝結故鄉念，暮作空堂寢。夢別淚亦流，啼痕暗橫枕。――元稹《遣病十首》其十

在這里，故鄉成了貶謫詩人唯一可以慰藉受傷心靈的處所，也成了他們無比懷念執著追求的永恒目標。而從本質上講，對故鄉的思念盼望則源于人類根深蒂固的安全感、依附感為主要特征的歸屬需要。西方人文主義心理學家馬斯洛曾把人的需要劃分為五個層次，即生理需要、安全需要、歸屬和愛的需要，尊重需要和自我實現的需要。這五個需要層次具有相當的普遍性，但是中國古代文人這里又有不同于西方人的獨特之處，那就是他們的需要大都集中在第三和第五兩個層次。亦即愛和歸屬層次與人的自我實現層次。在這兩個層次中，其發生順序往往是前者在后，后者在前；后者是古代文人追求的最高目標和境界，前者則是他們追求不到這種目標和境界后的必然歸宿，也就是說，他們首先需要的并不是現代意義上的情愛以及為自己設想退路的歸宿之類的東西，而是以入世精神為主的建功立業，揚名后世。這種需要在歷經坎坷仍難以實現或身心遭受重大打擊時，他們便不得已走上了一條顛躓困頓中渴望情愛的慰藉和尋求家園感的路途，所謂“涉世艱險，故愿還故鄉。故鄉者，本性同原之善也。”

“本性同原之善”無疑是故鄉最深刻的內涵。它意味著穩定幸福，意味著純樸無邪，一句話，它意味著真善美。所以，身經生命的沉淪，在被拋棄、被拘囚的生涯中度日如年的貶謫詩人，便不能不對故鄉產生永恒的憶念和向往。對他們而言，故鄉猶如一副強效應的鎮靜劑，可以消釋橫亙心頭的諸多塊壘，是故鄉，喚起了他們心靈深處最美好的回憶，在對故鄉的意念中，他們又仿佛回到了那單純無邪的童年世界，回到了母親的懷抱，身心的創傷得到了暫時的平復，精神的空虛得到了剎那的充實，在這里，故鄉成了他們終極的歸宿地，而對故鄉的每次思懷，都增加了他們一次極度愉悅的體驗。貶謫詩人不僅樂于重復對故鄉的懷念，而且在形成一種思維定式之后，那些有哪怕一點的外界觸動，也會使他們思接千載，視通萬里，魂一夕而九逝。天空過往的飛鳥，會使他們由物及人，生發出“郁郁何郁郁，長安遠如日，終日念鄉關，燕來鴻復還”（劉禹錫《謫居悼往二首》其二）的深切感懷；映入眼簾的景色會使他們由此及彼，在相似性的聯想中，辨別出“其奈山猿江上叫，故鄉無此斷腸聲”（白居易《答春》）的細微差別，甚至聽到一聲黃鸝的鳴叫，他們也按捺不住激動的心情，生出對鄉關的無限思念：“倦聞子規朝暮聲，不意忽有黃鸝鳴。一聲夢斷楚江曲，滿眼故園春意生。”（柳宗元《聞黃鸝》）宋人胡仔評此詩謂：“其感物懷土，不盡人意，備見于兩句中，不在多也。”可謂一語中的。

然而，思鄉懷歸在本質上卻是一種源于痛苦又導向痛苦的心理活動。它在使人得到的滿足之后，又很快將人拖入沉重失望的深淵。這里我們可以看到，貶謫詩人的內心正經歷著一種劇烈的悲劇性沖突：一方面，是嚴酷的現實、心理的苦悶直接促成了他們常有的懷鄉情思，另一方面，又是這懷鄉情思越發加劇了他們重新面對現實時的心理苦悶；一方面，他們清楚地意識到故鄉是回不去的，思歸的結果，只能是適得其反，另一方面，他們又絕難打消懷鄉思歸的念頭，而是越痛苦，便越思戀，越難回，應越想回。“愁極本憑詩遣興，詩成吟誦轉凄涼。”于是，貶謫詩人便不能不懷著這種悲劇性的心理，既借詩遣興，又承受凄涼，為我們展示了一幕幕登高望遠那極度悲傷的場景。

登高望遠是貶謫詩人表述思鄉懷歸之情的突出特點，也是其悲傷借以抒發的最佳方式。劉禹錫在詩中這樣說道：

潘岳歲寒思，屈平憔悴顏。殷情望歸路，無雨即登山。――《謫居悼往二首》其二

楚野花多思，南禽聲例哀，殷勤最高頂，閑卻望鄉來。――《題標隱寺》

“無雨即登山”“閑卻望鄉來”足見其思鄉情懷之濃烈，登高望遠之頻繁。登高是為了望遠，要望遠必須登高，望遠，是因為難以歸去。正因為難歸，所以才要借遠望以當歸。然而望遠又怎么可以當歸？“高臺不可望，望遠使人愁”（沈約《臨高臺》）登高之后，舉目遠望，四野茫茫，故鄉邈邈，興發思慮，震蕩心靈，豈不越發加劇了人的鄉愁？所以，“囊括古來眾作，團詞以蔽，不外乎登高望遠，每足使有愁者添愁，無愁者生愁。”而且就貶謫詩人來說，由于長久被拋棄，被拘辦的現實境遇，自然使得的愁情較一般人更加濃烈。

據粗略統計，元和之前的貶謫詩人約有90人左右，其中貶謫作品達10首以上者，就有10數人。這些作品中思鄉懷歸幾乎形成了一個恒定主題，彌漫不散，化解不開，反復致意，一再詠嘆。

（六）

在唐代的懷鄉思親詩中，還有一部分是由于出使外族被扣留不得回還而作的。他們身在異邦，思念家鄉親人，急欲回歸卻不得實現。為了抒發胸中憤懣，便借詩歌來渲瀉。張悅，武則天時應詔對策第一，授左補闕，擢風客舍人。在此任中，曾兩次出使西川。在此期間，寫有《蜀道后期》：客心爭日月，來往預期程。秋風不相待，先到洛陽城。這首詩寫詩人出使西川，急欲回歸，但詩人不說自己未能按預定期限歸來，卻說秋風不肯相待，先到洛陽，正所謂“含不盡之意于言外”。呂溫在貞觀末年，以侍御史身份出使吐蕃，被拘留國別館一年有余，至元和元年，才被放還。他的《吐蕃別館月夜》寫于此期間：“三五窮荒月，還應照北堂，回身向暗臥，不忍見圓光。”詩人身在異邦，思念家鄉親人，看到月圓，就感到無限悲傷。因此，十五的夜晚，躺在別館里，怕看到月光，就轉而向暗處。表現了詩人滯留異國，不能與家人團聚的痛苦心情。

這一部分詩在思鄉懷親詩中占的比重很少。

總之，唐代思鄉懷親詩興盛的原因很復雜。一方面，它與文學發展的形式有密切關系，另一方面，它又與唐代的社會政治、經濟等各方面密切相關；一方面，與傳統的中國文化有聯系，另一方面，還與詩人的思想有著密切相關。思鄉懷親詩，作為唐詩中的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以其獨特的藝術魅力吸引著人們去探索、研究，讓人們享受著其他任何藝術形式不可替代的獨特的藝術魅力。

［參考書目］

①《中國文學史》章培恒、駱玉明主編。復旦大學出版社

②《唐史》中華書局出版社

③《舊唐書》[后晉]沈昫等　中華書局

④《全唐詩》中華書局出版社

⑤《儒家經典與中國文化》,湖北教育出版社

⑥《心理學》,人民教育出版社

[淺論唐代懷鄉思親詩興盛的原因(教師中心稿)]相關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