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亞丁 《環球時報》
一九六五年，肖洛霍夫獲諾貝爾文學獎
去年年底，俄羅斯多家報紙報道：肖洛霍夫的《靜靜的頓河》的手稿終于找到了。莫斯科的記者列科洛德內經過數年的追尋發現，手稿在肖氏的摯友庫達紹夫遠親的手里。時任總理的普京命令財政部“立即籌款購買手稿”。至此流傳了70多年的肖洛霍夫剽竊《靜靜的頓河》手稿之說不攻自破。就在這一年，俄羅斯的讀者將《靜靜的頓河》推為十大暢銷書的榜首。在這個時候來重讀《靜靜的頓河》具有不同尋常的意義。《靜靜的頓河》長期以來被蘇聯主流批評家闡釋為“一部描寫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時代的人民生活的史詩”，被視為社會主義革命的頌歌。應該說這些批評家們一點沒說錯。肖洛霍夫自己曾經這樣談論這部小說：在《靜靜的頓河》中想展示哥薩克人如何通過戰爭、痛苦和流血，走向社會主義。作品把擁護蘇維埃、邁向社會主義稱為“偉大的人類真理”。哥薩克經過痛苦的歷程走向社會主義確實是小說的主題之一。無可否認，寫這個主題，肖洛霍夫是真誠的，但這里也隱含著他作為一個蘇聯作家的生存智慧--假如不寫這個主題，當時他這樣一個20多歲的默默無聞的作家是很難為小說弄到準生證的。米布爾加科夫的《白衛軍》等作品的難產和作家本人的厄運就是前車之鑒。與這個主題相適應，肖氏采用了評價人物的歷史倫理標準，即凡是符合歷史進步趨勢的人物就獲得被敘述的權利。
但是正統的批評家忽視或視而不見的是，在《靜靜的頓河》中還有另一個主題，這就是關于“人的命運”和“人的魅力”的主題。這個主題是作家關注的熱點。作家說，“我在葛利高里身上就想表現出這種人的魅力。”一方面葛利高里在痛苦地抗拒戰爭對他的人性的磨蝕和扭曲，另一方面，他在人格力量方面高于周圍的人。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葛利高里和科曬沃伊同時出現的場面中，在兩人的交鋒中，敘述者情感距離離前者近，而離后者遠。在別的一些場景（比如葛利高里目擊的波得捷爾柯夫砍殺柴爾涅曹夫等場面）里，代表歷史進步趨勢的人物被敘述者冷落，而葛利高里這小子卻成了敘述的聚焦對象，獲得了敘述者的同情。這是因為在這里歷史倫理標準被懸置，代之以審美標準。類似的情況在《麥克白斯》等作品中也出現過。對審美價值的張揚，自然凸現了人的價值，也就導致了對殘酷行為的絕不寬容。肖洛霍夫對戰爭中戕害人的肉體和精神的殘酷行為大加撻伐，不管其禍首是白軍還是紅軍。作家揭露了在其兄被殺后葛利高里命令叛軍濫殺俘虜的罪行，也不回避紅軍中的馬爾金、波得捷爾柯夫們的暴行。在肖氏那里似乎有一種類似于黑格爾的“永恒正義”、托爾斯泰的“我必報應”的懲罰力量。彭楚克在頓河革命軍事委員會革命法庭當執法隊隊長，每天半夜到城外去處決犯人，其中有很多是無辜的哥薩克勞動者。當時他形容枯槁，神情恍惚，甚至喪失了性功能。可推掉這差事后，他又能與戀人共享春宵了。對人的關懷就成了貫串這部小說的一條紅線。
在《靜靜的頓河》中肖氏堅持了一種與歷史家和政治家的立場迥然有別的作家立場。政治家以歷史的進步的宏大目標為惟一的追求，在這樣的追求中個人可能成為犧牲品。歷史家則按照這樣的精神來敘述歷史。作家立場的實質是關注個體的權利、愿望和追求。麥列霍夫的家破人亡、彼得羅--伊萬阿列克塞耶維奇--妲妮婭之間的親人仇殺的悲劇、并非事出無因的月申斯克暴動（肖氏對高爾基說，“發生暴動是由于對待中農哥薩克采取過火行為的結果。”）、雙方都不經審判的濫殺俘虜等等，這些同時期別的作家的作品中不敢涉及、政治家和歷史家被忽略掉的細節，這部小說卻大書特書，革命和戰爭中被犧牲者的聲音就這樣曲折地傳達了出來。
其實，對《靜靜的頓河》有一個不斷重讀的過程。對主人公葛利高里的評論就有一波三折的戲劇性轉折。在作品剛問世的20年代，評論家通常稱該形象為“人民的敵人”，50年代又認為他是“反叛者”，或認為他陷入了“歷史迷誤”，到了80年代他已被推崇為“真理的探索者”。葛利高里評論史中出現了如此巨大的反差，其實在我們看來，分歧并不像人們想象的那么大。在評論葛利高里的時候，蘇聯的評論者們局限于同樣的理論思維的框架中。不管是將葛利高里視為“人民的敵人”的批評者，還是將他看成是真理探索者的論者，都只局限在以社會歷史價值確定人物的意義。批評家逐漸將葛利高里由人民的敵人變成真理的探索者，這并不意味著他們真正認識到了這個人物形象的社會學價值或審美價值，這僅僅反映了主流意識形態對這位聲望日隆的肖洛霍夫的招安策略。80年代的批評家的邏輯是這樣的：既然肖洛霍夫是一位偉大的作家，那么他心愛的主人公葛利高里還會是壞人嗎？于是就有了葛利高里由敵人而變為迷路者，再變為英雄的戲劇性過程。
在《靜靜的頓河》中肖氏采用了頗為聰明的寫作策略。為了既要說出真理，又要讓書能夠到達讀者手中，也為了保護自己，在作品中容納了兩個聲部--勝利者的聲部（即前面說到的第一個主題）和無辜受害者的聲部。作家采取了將兩個聲部交織的敘述策略。因為有了勝利者的聲部，反映了歷史的趨勢，他的作品就可以與主流意識形態吻合；因為包括了無辜受害者的聲部，當人們重新認識歷史中的冤假錯案的時候，不能不折服作家在逆境中堅持講真話的勇氣。這是肖洛霍夫的作品能在具有不同的價值觀念的人群中都能得到認同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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