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和明
在我們的日常語匯中，有一些由來已久的誤解，大家習用而不細察，往往習非成是，甚至幾乎沒有人再去刨根問底地追究它們的本來含義了。“誤解”卻很“受用”，看起來好像有些奇怪，其實這里有相當合理的因素。我們不妨舉些例子。
一個例子是“少壯不努力，老大徒傷悲。”這是我們熟悉的漢樂府《長歌行》中的句子。這首作品被選入中學語文課本，而詩歌結尾處的這個句子很早就是人們耳熟能詳的勸學格言，經常為人們所引用，在許多名言大觀之類的書中，也很容易找到它的影子。但是，如果我們愿意耐心地讀一讀《長歌行》全詩，認真地分析詩中蘊涵的確切意義，就會發現，把這里的“努力”和“學習”聯系在一起，恐怕只能算是“想當然”；如果我們再把與《長歌行》同時的有關作品作一番比較和聯系，就可以進一步知道，詩句的本義和我們通常的理解存在著太大的區別，簡直可以說是南轅北轍。
讓我們先來讀《長歌行》：
青青園中葵，朝露待日晞。陽春布德澤，萬物生光輝。常恐秋節至，焜黃華葉衰。百川東到海，何時復西歸？少壯不努力，老大徒傷悲。
“朝露”的形象特征可以聯系另外一首樂府詩《薤露歌》：“薤上露，何易晞！”朝露遇日就干，比喻人生短暫。自然界的萬物春榮而秋枯，就在轉瞬之間。流水的比喻更是我們非常熟悉的，所謂“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水往東流而一去不復返，象征時光無情。人生短暫，無常又無情，所以詩人說：“少壯不努力，老大徒傷悲。”問題是這里“努力”的對象，作為勉勵之詞，既可以勸人積極進取，也可以勸人及時行樂。放到現在的社會背景中，人們似乎不認為這是個問題：難道還有勸人玩樂的作品嗎？然而，這在過去，則恰恰是事實。
只要對我國的歷史稍有了解的人就能夠知道，東漢末年，整個士林，甚至可以說整個社會，都彌漫著一股消極頹廢的空氣。由于戰亂和饑荒，統治者的驕奢淫逸，殘民以逞，使得民不聊生，餓殍載途，哀鴻遍野。這樣的社會現實，更加深了知識分子人生無常的感覺，“活命”成為當時人們追求的最高目標，能夠活著就已經很不容易，“壽終正寢”則幾乎成了一種奢望。因此，想方設法延長自然的生命，也就成為許多人的共同心愿。至于什么建功立業，名垂青史之類，還根本沒有進入當時大多數人的意識范疇。既然活著就不容易，那么，又有什么必要去對一些身外之物斤斤計較呢?“及時行樂的思想意識，正是在這樣的社會背景下“走俏”一時的。我們可以讀一讀與《長歌行》時代相近的《古詩十九首》，其中所充斥著的內容，就幾乎都是及時行樂的情感：
“人生天地間，忽如遠行客。斗酒相娛樂，聊厚不為薄。”○1
“人生寄一世，奄忽如飚塵。何不策高足，先據要路津！無為守窮賤，坎坷常苦辛。”○2
“人生忽如寄，壽無金石固。萬歲更相迭，圣賢莫能度。服食求神仙，多為藥所誤，不如飲美酒，被服紈與素。”○3
“人生不滿百，長懷千歲憂。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游！為樂當及時，何能待來茲？”○4
這種“及時行樂”的思想意識，到三國、魏晉南北朝乃至隋唐時代，還是很有市場的。李白在他的詩歌中就經常表達這樣的情緒，他經常借酒所銷的“萬古愁”，就是人生苦短。“君不見黃河之水天上來，奔流到海不復回！君不見高堂明鏡悲白發，朝如青絲暮成雪。”所以要“人生得意須盡歡，莫使金樽空對月。”可以說，“及時行樂”思想的流行，在我們民族的歷史上，始終占據著相當的地位。它作為道家思想的主要方面，與傳統的或者說正統的儒家進取思想也曾經相安無事“和平共處”過很長一段時間。只是到了現代，特別是新中國成立以后，“及時行樂”思想被涂上了濃重的落后色彩，經常受到主流思想的排擊，我們才基本上不再能夠把“努力”和“及時行樂”聯系在一起，而往往跟“工作”“學習”之類緊緊聯系在一起了。
再舉一個例子。就是剛才提到的李白《將進酒》一詩中的名句：“天生我才必有用。”這也是一個目前使用頻率很高的句子。我們一般的理解是：“天地既然賦予了我這樣的才華，就一定會讓我派上用場。”包括被稱為“詞典”的有關唐詩鑒賞文字，也對這個句子作了如下的說明：
“人生得意須盡歡”，這似乎是宣揚及時行樂的思想，然而只不過是現象而已。詩人“得意”過沒有？“鳳凰初下紫泥詔，謁帝稱觴登御筵”（《玉壺吟》）--似乎得意過；然而那不過是一場幻影，“彈劍作歌奏苦聲，曳裾王門不稱情”--又似乎并沒有得意，有的是失望和憤慨。但就此消沉么？否。詩人于是用樂觀好強的口吻肯定人生，肯定自我：“天生我才必有用”，這是一個令人擊節贊嘆的好句子。“有用”而“必”，一何自信！簡直像是人的價值宣言，而這個人--“我”--是須大寫的。于此，從貌似消極的現象中露出了深藏其內的一種懷才不遇而又渴望用世的積極的內容本質來。正是“長風破浪會有時”，為什么不為這樣的未來痛飲高歌呢！○5
多么慷慨激昂的贊美！但是如果我們不是抱有什么先入為主的觀念，真正從文本出發，我們就會發現，把這個句子做如此這般的解釋是十分牽強的。我們看：
“……人生得意須盡歡，莫使金樽空對月。天生我才必有用，千金散盡還復來。烹牛宰羊且為樂，會須一飲三百杯。……鐘鼓饌玉不足貴，但愿長醉不復醒。古來圣賢皆寂寞，惟有飲者留其名。……主人何為言少錢？徑須沽取對君酌。五花馬，千金裘，呼兒將出換美酒，與爾同銷萬古愁。”
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詩人始終是把自己作為一個“飲者”的形象來對抗那些俗世的富貴者和圣賢者的。面對這短促的人生旅途，李白與他的前輩陳子昂一樣，他們最感覺著痛苦的，根本就不是能不能展現自己的什么政治抱負和實現自己的審美人生價值，他們所難以消除的是一個人生的“大坎”--“前不見古人，后不見來者”。人生如寄，又找不到存在的意義。我們當然不能簡單的把這樣的感情和魏晉時期卵石的人生無常而引發的“及時行樂”完全等同起來，正如李澤厚先生在《美的歷程》一書中所說的那樣，唐代的“及時行樂”思想，是“人”的意識真正覺醒的標志，這里所表現的是更深層的哲學意味上的“終極關懷”。在李白的眼里，與人的生命本真相比，權勢和金錢都不值得在乎。讓短暫的生命能夠獲得充分的自由，讓生命能夠充分展現自身的光彩，這比什么東西都更加重要。因此他說：“安能摧眉折腰事權貴，使我不得開心顏！”因此他又說：“人非元氣，安得與之（指日，即太陽）久徘徊？……吾將囊括大塊，浩然與溟涬同科！”○6“咸陽市中嘆黃犬，何如月下傾金罍？”○7“功名富貴若長在，漢水也應西北流。”○8在這樣的語言環境中，哪里安放得下什么“懷才不遇而又渴望用世的積極的本質內容”呢？
那么，怎么解釋“天生我才必有用”的詩句呢？這里的關鍵就在對于“用”字的理解上。這個“用”在這里并不是“用場”、“用處”的“用”，而應該是“足用”、“節用”的“用”。說得簡單些，也就是指“錢財”。在《李太白集》的另外一個版本中，此處的文字就是“天生我身必有財”，這也可以作為有力的旁證材料。從下面的詩句中，我們可以知道，在這次與岑夫子（岑勛）、丹丘生（元丹丘）的三人聚飲中，作為主人的元丹丘大概在席間說出了酒錢不足之類的話語，（“主人何為言少錢，徑須沽取對君酌。”）一向放浪形骸的李白就此調侃朋友：“老天爺既然讓我們生活在這個世界上，那還會不給我們喝酒的錢嗎？何必為了錢的問題掃大家的酒興呢？五花馬，千金裘，也不妨先去換了酒來再說。”話雖似乎有些唐突，但這符合李白的性格。想當年，詩人在揚州，不到一年，“散金三十余萬”。○9因為他從來沒有把金錢放在心上，所以他也有“資格”說這樣的話。我們也只有這樣去解讀《將進酒》，才能真正文從字順，準確把握詩歌的情感內容。
類似這樣由來已久的誤解，還可以舉出不少。我為什么說這樣的誤解很“受用”，有“相當合理的因素”呢？這就涉及語言發展過程中的有趣現象了。我們實際使用的語言，有著相當程度的“約定俗成”的成分。“斷章取義”在如今當然是臭名昭著的做法，但是，在春秋戰國年代，這卻是縱橫家們展現自己文學才能的基本手段。《左傳》、《戰國策》中記載著不少辯才卓著的外交家，在他們的游說詞中往往喜歡引用《詩》中的句子，而基本上都是屬于“斷章取義”性質的。即使到了后來，只要不是別有用心，在人們的日常交流中，“斷章取義”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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