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12評論 2002-12-06 上海第二軍醫大學 晏揚
近期以來，有兩個教育話題頗為引人注目：一是大學教授們不安心教學工作，“逃課”現象嚴重（見11月4日《中國青年報》）；另一個是山東省某職業中專讓學生為任課教師打分，并將學生打的分數作為教師工資發放的一個參照依據（見11月27日《中國青年報》）。這兩個看似不相關的教育話題，實際上牽扯到了一個共同問題，即如何建立合理規范的教學質量評估體系。
長期以來，教學質量評估問題一直沒有得到足夠重視和很好解決，一名教師是否勝任教學工作以及教學工作是否出色，或者完全由領導說了算，或者由同事們說了算，或者干脆由教師自己說了算，以至于教學質量評估要么變成了一筆糊涂帳，要么缺乏科學性和合理性。由于目前大多數教師的收入還是由工齡、職稱、學歷等因素決定，與其教學質量的高低、教學效果的好壞沒有直接的關系，于是不少大學教師（不僅僅是教授）紛紛“逃課”，將大部分時間和精力用來經營自己的“一畝三分地”。而且類似的問題，程度不同地存在于各級各類學校。因此，要建立規范合理的教學質量評估體系，前提就是真正將教師的教學質量與其收入、職稱等實際利益掛起鉤來。
在這樣一個前提之下，如何評定教師的教學質量就顯得尤為關鍵。山東省這所職業中專讓學生的“好惡”來影響教師的收入，目的在于讓學生參與到教師的教學質量評估中來，是為了使教學質量評估體系趨于有效合理而進行的有益嘗試。實際上，將學生的“好惡”與教師的收入掛鉤，已是全國不少高校的普遍做法。比如在上海財經大學，每門共同課均由兩名或兩名以上的教師掛牌上課，學生可以自行選擇任課教師，教師津貼費的高低完全取決于他所完成的課時數以及授課學生的多少，去年該校就有21人次的教師因得不到學生的“捧場”而無法開課，個人收入大受影響。而在武漢大學，受學生“捧場”人數多少的影響，有的教師開設選修課的收入高達五六千元，有的教師卻不足三百元，其懸殊相差二十倍以上。
讓學生對教師的教學質量進行評價，將學生的“好惡”與教師的收入掛鉤，其積極意義不言而喻：有助于提高教師的崗位競爭意識，調動教師的積極性和創造性；有助于優化教師隊伍，提高教學質量。更重要的，這種做法改變了過去那種硬性地“教”和被動地“學”的教學模式，促進了“教”與“學”的雙向互動。讓學生擁有更多的自主權、發言權，將有助于提高他們學習的主動性和自覺性。
學生的評價應該納入教學質量評估體系，但是，如果教學質量的高低完全由學生說了算，單單以學生的“好惡”來決定教師的收入，這種教學質量評估方式同樣不夠科學和合理，因為學生的好惡往往帶有主觀隨意性，難以做到完全的客觀公正。筆者認為，一套嚴格規范、合理有效的教學質量評估體系，應該由多項指標構成，在學生的評分之外，至少還應該由相關資深人員（如相關專業的教授、主管教學的領導等）組成督導評估小組，對教師進行定期的督導查課，打出相應的分數；還應該由擔任相關課程的其他教師打出相應的分數（其實一個教師的教學能力和教學質量，擔任同一課程的其他教師往往最了解）；還應該聽取受評教師本人的陳述和意見。至于各方打出的分數按什么方式（比例）來綜合，可視實際情況而定。也許惟有如此，對一個教師教學質量的評價，才會盡可能地做到公平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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